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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零容忍：香港廉政公署40年肃贪记录》，中国友谊出版社，何亮亮著
编者按 近日，反腐倡廉频道连载了由何亮亮撰写，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零容忍：香港廉政公署40年肃贪记录》一书。
廉政公署，简称“廉署”，英文全称为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简称ICAC，是香港打击贪腐的权力部门。香港廉署破案如神，屡屡扳倒高官，令腐败分子闻风丧胆，其反贪经验引起全球关注，反贪模式为全球很多反贪机构所效仿。精确的职能定位、合理的制度设计、严格的法律规定和科学的程序保险，为香港成就“廉政品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书以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以来的社会发展为背景，以廉署所成功侦办的多起惊心动魄的大案要案为经纬，全面揭示廉署的历史和作用，读来饶有趣味又发人深省。以下为本书节选。
香港廉政公署首战：捉拿总警司葛柏
1973年：香港的形形色色
1973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
这一年，中国内地仍处于“文革”之中。
而一水之隔、位于珠江出海口的香港，却完全是另一个世界。作为“东亚四小龙”之一，香港彼时正在经济起飞期，一片繁荣景象。
不过，这一年对香港而言也注定有些小灾难。香港第一次大股灾正是在该年3月爆发的，恒生指数由1700点暴跌至500点。经历了1972年全民炒股的热潮，港人从没见过这种股市暴跌的全民恐慌。还是在这年的3月，发生了逾万教师反对减薪的大游行，规模之大在香港史无前例，港英政府被迫收回成命。
好不容易挨过短暂的多事之春，夏天，灾难仍未消停：第一个名扬国际的华人功夫巨星李小龙暴毙。尽管仍处于革命激情中的中国内地民众几乎没听说过这位首次引起全球关注的华人，但大陆之外的世界华人无不为之震惊和悲伤。
生活还是要继续，而困顿中的人们其实很擅长从生活中找到乐子。这一年，香港的无线电视台首次按年举办香港小姐选举，当时19岁的台湾美人林青霞首次出现在《明报周刊》的封面上，这些都是港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
政府也在试图改善民生。这一年，港英政府从税收中积累了大量资金，开始兴建公屋，为中下阶层的民众提供符合基本要求的租金廉宜的住房，市民的居住条件逐渐改善，生活水平也在逐渐提高。
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问题之一，就是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香港从开埠以来就在英国殖民当局的统治之下。在经济起飞之前，香港经济主要依靠自由港地位从事转口，经济规模不大，官员的贪污和腐败问题不是很严重。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香港的制造业迅速发展，成为亚洲主要的轻工业生产和出口地区。随着财富的迅速增加和积累，官场特别是纪律部队（包括警察、海关、出入境管理、惩教、消防等部门）内部缺乏约束和惩治机制，官员贪污受贿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市民为了维持生计及快速取得应有的服务，只好被迫用“走后门”的方式。当时“茶钱”、“黑钱”、“派鬼”等各种代替贿赂的名堂不断出炉，市民不仅熟知门路，甚至将贿款当成生活中必备的一部分开支。
当时贪污在公共服务机构中相当严重，例如救护人员送病人就医前要索取“茶钱”，消防队员开水喉（自来水管）灭火要收“开喉费”，医院病人也要“打赏”给打扫的清洁妇，才能取得开水和便盆，所以当时市民只要使用公共资源，就必须要贿赂。贿赂，已经成为基本生活必须支付的成本。
而贪污在警察单位中更为严重，当时受贿的警务人员包娼包赌、贩毒赌博样样来，警察尤其是各级警官普遍收受贿赂，民众到警察机关办事都要送红包，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潜规则。
警察腐败，造成了社会秩序严重混乱，市民苦不堪言。这时人们才真正认清贪污之祸。60年代中期一度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的反对港英（港英政府简称，下同）统治的情绪也开始抬头。
此时香港大学生保钓一代已经产生，香港培养精英的主要学府香港大学这一年的毕业生中，包括了一批今日香港政界、工商界和文化界的名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潮开始在大学生当中激荡，而这种思潮也开始在社会上蔓延，香港市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对殖民当局的腐败十分不满，各种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对港英当局构成了极大的压力。
港英其时已经很明白，如果不能比较彻底地展开反腐并且从制度层面防止腐败，港英的殖民统治将会受到强大的挑战。
总警司收入疑云
葛柏案即在此时爆发，而查处葛柏案直接催生了廉政公署的诞生。
葛柏（Peter Godber）是英国人，从 1953年开始在香港警界工作，先后在湾仔和启德机场的警署任职。当时香港警方各级警官中，来自祖家（香港民众对英国的一种称呼）的比例很大，葛柏就是大批来自英国的警察之一。葛柏被调查时，已经是香港警方的总警司，在香港警方的地位仅次于警务处正副处长。
港英时期的香港警方也有内部的调查机制即检举贪污组，他们在70年代初已经开始怀疑葛柏的实际收入远远高于其警察的工资。一笔为数1.2万加元的储蓄，首次引起香港警方对葛柏财富来源的怀疑。虽然警方当时还没有掌握显示这笔存款属贪污所得的证据，但账户是葛柏用假名“卓柏”和虚构的外交官身份在加拿大一家银行开设的，警方当然不会对开设账户背后的理由视若无睹，因此调查随即展开。
警方自1971年开始调查葛柏，但搜证工作并不顺利，这一代号“哈瓦那”的调查工作停滞不前。就在此时，葛柏申请提早于1973年7月退休。就在葛柏退休前三个月，当时的警务处处长再次收到情报，表明葛柏不断将大批现款汇到海外。
一场调查葛柏财政状况的战役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检举贪污组全速展开大规模调查。
检举贪污组先是在一个月内联络了香港480家持牌银行，追查葛柏的财政状况。他们初时发现葛柏在港拥有近32万港元存款，另外刚汇出两万加元到其加拿大的户口。后来葛柏申请再提前一个月退休，警方遂加快搜证，再发现他在之前的五年内在本港的储蓄或海外汇款高达62.4万港元，存款和汇款的地点分布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加拿大等地。这笔款项差不多相当于他由1952年到1973年任职警界所得的薪金总额。
表面证据成立，葛柏又退休离港在即，警方虽仍未能证明其财富乃是从贪污得来，但认为不可再拖延，必须先发制人，即时向警务处处长申请勒令葛柏暂时停职接受进一步调查，并在律政司的建议下，首次引用当时的《防止贿赂条例》第10条作为法律根据，要求葛柏在一星期内解释其财富来源。在通知葛柏受审当日，调查人员搜查葛柏寓所及汽车，分别在其汽车及宿舍内搜出三本疑为“收取黑钱”的记录册及一批与其财富有关的文件，还有两盒共数十条银条。
清点这些证物，葛柏的表面财富已超过437万港元，差不多等于他任职警界以来全部薪金的六倍。以当年的物价和工资水平来说，葛柏绝对可称得上超级富豪。
搜查葛柏行动后，警方随即部署，决定在6月11日，即葛柏解释财富来源的一个星期限期届满时，如若葛柏不能作出满意解释，便立即拘捕他。同时，为防葛柏畏罪潜逃，警方更要求当时的人民入境事务处通知其辖下启德机场的各个关卡人员，禁止葛柏离境。
但是，事情却节外生枝，法例上容许的这一星期的“真空期”却令形势发生逆转。
在6月11日前，因为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葛柏有罪，警方无权逮捕葛柏，也不能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不过，使葛柏可以轻易逃离香港的“皇牌”却是他拥有的一张警务人员机场禁区通行证。这张通行证使他得以在6月8日，即被通知受审4日后，绕过入境事务处的检查，成功登机潜逃返英。
葛柏遭到警方的审查之后，香港报纸就开始追踪这桩案件的进展，社会各界也都在密切关注这位因为收受大量贿赂而致富的警方高层，会不会受到法律的惩处。香港市民以这只大老虎是否会被捉拿作为观察港英是否真有决心和能力肃贪的一面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