瞒天过海，逃回伦敦
葛柏在警方的眼皮子底下公然潜逃回到祖家。消息见报，积怨已久的民意爆发。来自各阶层的市民纷纷上街抗议，港九各地上千人在港岛的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大型集会，“反贪污、捉葛柏”的口号响彻维港上空。
为平息民愤，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爵士委任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Sir A.Blair-kerr）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原因及检讨当时的反贪污工作。1973年10月，港英政府采纳了委员会的建议，于1974年2月成立了独立于警务处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廉政公署，致力打击贪污，并即时接手调查葛柏案，全力缉捕这位曾经红极一时的总警司归案。
葛柏成功潜逃回英国，以为终可逍遥法外，用不义之财安度余生。这位贪官认定由于港英两地法例不同，英国并没有“财政状况与官职收入不相称”的控罪，因此港府很难以此控罪引渡他回港。
葛柏的如意算盘几乎令警方检举贪污组的努力前功尽弃。不过，已接手葛柏案的廉署并未气馁，这个全新的反贪机构决心要找到新证据，将这个大贪官绳之以法。当时，廉署派出多名首长级人员，包括首任执行处处长彭定国（John Prendergast）、副执行处处长夏烈联（Gerald Harknett）同两位助理处长及数名高级调查人员组成核心调查小组，根据警方先前找到的蛛丝马迹，积极寻找破案线索。
可惜的是，物证虽有，人证却无。
“我们手上已有很多证物表明葛柏拥有大量难以解释来源的财富，只可惜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指证葛柏。或许是因为当时市民的观念仍十分保守，他们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而同时对新成立的廉署也缺乏足够的信心。”当时参与“捉葛柏”的现任廉署总调查主任黄国梁说，“但我们相信时间以及我们的表现必能令我们争取到公众的信任。”
证据！证据！
经过不懈的努力，廉署的调查最终有了新突破。当时，一名涉及另一宗贪污案的外籍前警司，在狱中表示愿意向廉署提供葛柏贪污的重要罪证。他透露曾目睹葛柏收受一名华籍前警司2.5万元贿款，以助该华人警官取得湾仔警司的“肥缺”。廉署执行处处长及副处长亲自参与搜集证据，他们多次亲自到狱中向这名前警司录取口供。有了这个证人，廉署立即拘捕该名华籍前警司，并于1974年4月29日通过英国警方协助，将葛柏拘捕。涉案的这名华籍前警司也答应转为廉署污点证人，指证葛柏的贪污罪行。
事实上，两位前警司的口供与廉署已取得的物证颇为吻合。廉署于警方之前在葛柏寓所搜出的证物中，找到两张葛柏亲笔记录财富状况的纸张，从中计算出在1971年5月至11月期间，即葛柏收受该名华籍前警司的贿款后，葛柏的财富明显增加，数目急升9万多港元，此笔巨款应该已包括了前述2.5万元的贿款和葛柏其他贪污收入。
人证物证俱在，廉署人员随即部署引渡葛柏返港受审的行动。但葛柏在引渡聆讯中矢口否认控罪，令廉署的引渡行动一再受阻。最后，经过近八个月数度聆讯，伦敦法庭终判令把葛柏解回香港受审。
葛柏被押回港
葛柏逃离香港历时达一年半之久，终于1975年1月7日，在廉政公署高度严密的安保中被押解返港。
这是轰动全港的一天。载着葛柏回港的客机尚未降落在启德机场，逾百名中外记者便早已在各自有利据点等候多时。为了捕捉葛柏抵港的一刻，记者分别守在机场各主要出入口和廉署提前停在机场闸口的汽车附近。
可是，“好事多磨”，事情再生枝节。正当记者们巴望着葛柏数分钟内出现时，停机坪那边却突然响起了直升机的螺旋桨声，葛柏已被押上直升机，又一次“逃”离机场了。
“葛柏案如此轰动，我们预计机场必会聚集大批记者及市民，为免人多造成混乱及妨碍保安，我们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参与安排葛柏押解过程的现任总调查主任黄国梁忆述当年的特别任务时说。
他们一方面安排了两辆汽车停泊在机场接机闸口附近，假装接机，转移视线。另一方面，在葛柏搭乘的航班降落位置附近早已安排了一部直升机，待葛柏在机舱内办妥入境手续后，便把他带往直升机直飞中环添马舰，再转送到中央裁判署。为掩人耳目，他们弃用了政府车辆，征用了一部事前由一名调查员向亲友商借、全港仅有数辆的名贵轿车，而为免葛柏被记者摄入镜头，更在车窗上贴上玻璃纸，另外还租借了两辆汽车护航。
黄国梁说在解送葛柏前往裁判署的过程中，只有时间分秒不差，才能保证安保任务成功完成。因此行动之前，廉署人员曾多次“试路”，计算各步骤及路程所需时间，务求行动的每一步天衣无缝。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行动当日，我们在机场真的成功转移了记者及围观市民的视线，但记者一看到接载葛柏的直升机起飞，便立即由启德机场开车至港岛金钟的添马舰（现为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部），穷追不舍。而正当我们由添马舰驾车解送葛柏到中央裁判署时，其中一辆护送车却突然抛锚，吓得我们一头大汗。幸好数分钟后，车辆恢复正常，总算有惊无险。”黄国梁说。
而那边厢，记者仍然不放过每个采访拍照的机会，数十部摩托车和采访车风驰电掣般紧贴解送车队的四周。黄国梁说：“当时的记者，一个驾着摩托车，另一个转身坐在后座，不停拍摄载着葛柏的房车，可谓险象环生。”
黄国梁说，除了声东击西的策略外，整个行动还有其他安保措施配合。例如廉署首次派遣六名配枪人员与近二十名调查人员，“贴身”保护疑犯，再加上警方的协助，阵容的确非常强大。
此外，身为押解队之首的廉署执行处助理处长由伦敦起解到香港中央裁判署整个过程中，一直“贴身保护”葛柏，到达香港时，更用手铐把自己和他铐起来，以确保万无一失。
黄国梁透露，为了部署这个特别任务，杜绝任何泄密的可能性，接机过程的安保措施全都在负责这次行动的高级调查主任家里策划及部署。他说：“就连行动当日，我们十多位队员也是在他的家里集合及出发的。除我们及高层之外，没有人知道整套安保计划是怎样执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