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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年反腐败工作应做好五件事
既然反腐败工作必须坚持打持久战和打攻坚战相结合，那么，我们应该在这两方面做哪些工作?具体到2013年，我们应该和可以做哪些事?或者说应该和可以发动哪些战役呢?我认为，2013年，我们应该和可以做以下五件事，打以下五个战役——
其一，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未来五到十年的反腐败中长期规划，确定五到十年的反腐败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反腐败既然是持久战，就必须有全面、整体和宏观的规划，有顶层设计，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如果能在明年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制定出一个目标明确，任务、措施具体的科学的反腐败中长期规划，我们未来五到十年的反腐败工作就可以尽量避免短期行为和重复劳动，尽量避免走弯路、歧路，并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其二，在认真研究国外境外反腐败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启动我国《反腐败法》(或称《廉政法》)的立法工作。《反腐败法》可以规定反腐败的整体方针、原则、体制、机制和各种具体制度及其运作的规则、程序，使反腐败工作真正走上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在这方面，许多国外境外的经验，特别是一些处在社会全面转型的国家(如越南、俄罗斯等)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我们可以组织人员翻译这些国家《反腐败法》的法律文本，并对之进行认真研究。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国情，启动我国《反腐败法》的立法，争取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完成此项立法。
其三，进一步推动对公权力运作的制约，特别是推动对用人(干部任用、晋升)、定事(决定重大问题，如决定重大工程项目的立项)、花钱(预算、决算，特别是“三公”经费的预决算)的权力制约。在这方面，程序法治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世界，法治发达和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不要说美国、德国，就是我们周边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澳门地区等，均制定了规范公权力行使的周密的行政程序法。程序法治对于防腐反腐是非常重要的，是“治本”之策，它解决的是“不能腐败”的问题。而不是如单纯的惩治仅解决“不敢腐败”的问题，不是仅“治标”。事实上，没有程序法治，单纯的惩治连“不敢腐败”和“治标”的问题也不可能真正解决。因此，我们一定要尽快启动国家层面行政程序法和党内层面程序规则的立法，通过程序法治规范、控制公权力执掌者对党和国家决策权和执行权的行使，特别要求公权力执掌者在决定和处理党和国家重大问题时必须信息公开、透明，必须通过听证会、论证会以及常委会、全委会的审议，乃至票决的程序，保证公众参与和领导班子集体的民主参与，防止“一把手”利用公权力寻租和滥用权力。
其四，以最大的决心和魄力推动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公开。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我们已建立和运作多年了，应该说这个制度在实践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实践证明，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光有申报没有公开不行。没有公开，这个制度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很久以来，有关部门总说实行公开条件暂不成熟。我们应该进行分析，究竟是哪些条件不成熟?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和在多久时间内使之成熟，不能无限期地让它“不成熟”下去。对于反腐败这个大战役来说，推动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公开是一个攻坚战，难度很大，然而我们必须发动这个攻坚战，把这个堡垒攻下来。攻下这个堡垒虽然不能带来反腐败整个战役的全胜，但不攻下这个堡垒则会使整个反腐败战役获胜难以看到希望。
其五，建立、健全公权力运作的监督机制。公权力运作的监督机制既包括纪检、监察监督的环节，也包括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和媒体监督的环节。特别是人大监督和媒体监督，在当前有特别加强的必要。就人大监督而言，一定要让宪法和人大代表法早就规定的质询制度在全国各级人大启动起来。对于腐败和失职渎职的官员，人大应该随时启动公开的质询和问责。国外境外的经验证明，议会的质询和问责不仅对于当事官员有很好的监督效果，对于其他官员也有很大的震慑作用。就媒体监督而言，应通过制定《新闻法》授予媒体更大的揭露腐败现象、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的权限，有关部门应尽量减少对媒体监督的不必要的限制，不能要求媒体监督所基于的事实和证据像司法机关一样严格。只要其报道尽到了应有的慎重和注意，被监督的机关和官员就应予以最大限度的容忍。在反腐败的整个机制中，我们如果能有效发挥人大监督和媒体监督的作用，整个机制的作用将会倍增。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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