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数”：关不关我的事？
54岁的出租车司机陈洪刚参加D市召开的“出租车行业服务质量考核听证会”，有些郁闷。
听证会在市政府的一间会议厅举行，准备对出租车行业出台一系列的新措施，例如规范出租汽车经营单位与驾驶员之间的关系，避免有偿出让、转让或外包出租汽车经营权，提高服务质量，但出租车价也要相应提升。
“这次听证拟邀请30个市民旁听，本以为会吸引市民踊跃参与，没想到，都是许多离退休人员参加，出租车司机也很只来了七八个。听工作人员说，报名人数只占计划人数的50％。”会后陈洪对此很吃惊。
作为“民情收集者”的出租车司机，陈洪在他的车上做起了“田间调查”，他逢人就开始说起他去听证会的经历，然后问：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关心政府的新措施，政府邀请咱们了，怎么不捧个场？
一个西装革履的市民说：“谁不知道咋回事儿？还不是形式主义！让我们旁听，又不让发言，市长在二楼，市民在一楼，恐怕市民连市长的面也见不着！‘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啊！”一个年轻人很淡定：“以前还关心，现在关心也没多大意思，今天一个计划，明天一个措施，不过一阵风而已，风头过了，还不是回到老样子。现在就喜欢做样子嘛，怎么去配合它？”还有个大妈，听到陈洪的疑问，直接斥责道：“你一个开出租的，埋头好好开车才是正道！”说得陈洪直点头。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发布了一项有关“居民社会政治文化”的抽样调查。调查发现，被访者表示关心地方政府改革措施的人只有65.1%。较十年前大幅下降了20.4个百分点。
当社会上弥漫着凡事“不关我的事”式的思潮氛围时，不少人感慨，面对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基层政府的制度突破，我们是否都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现在政府的一项改革措施要引起全社会的关心确实很难。这让人想到曾经改革初期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四川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周治滨回忆道，那段时期，是城乡巨变，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惊人变化，令人感受真切……当时政府的一举一动，每个口号都牵动人心，从上到下的‘改革’二字，真诚有力、解放人心。人心几乎每天都在被提振。”周治滨说。
改革对于人心的提振，作为多个改革措施的力主者，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曾对外公开过他的思考。“现在的环境至少比1992年前后、改革开放初期更好吧？但燃烧岁月的激情越来越淡漠”。显然，改革、创业的人已经发生了变化，所面对的问题也不一样了。激情退却，有它的历史和社会规律。
对于今天的改革局面，不少学者认为已进入深水区，难度越来越大，牵扯面越来越广，缺少激情的改革，要么是不敢下水，要么在水里折腾太久，甚至还有可能会被水淹死。这种情况下，改革初期的民众热情已难以挑起。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不需要民众基础，相反，如果民众保持“沉默”，改革也难以真正攻坚破难，聚集起勇气。
“后青春期”：我们的新青年在哪里？
Y市南宣乡大学生村官雍晶在听说乡上号召青年干部参选村支部班子成员时，第一时间写了自荐材料报了名。这次，是他第二次报名。
“我是2009年才考入的大学生村官，这几年，在乡党委政府的帮助下，我的山鸡养殖基地已初具规模，很想带动更多的人创业致富，而且这几年我经常和村干部走村入户，亲眼看到了他们是怎么开展群众工作的，我也累积了一定基层工作经验，所以我想试试竞选东山村支部委员。”
对于这种号召，63岁的南宣乡党委书记周甫的想法是，“青年干部参与换届选举，是我们的新思维。现在的年青人文化水平高，学习能力强，思想观念新，容易接受新事物，所以组织要给他们提供舞台。”南宣乡将根据这些有志于深入农村工作的青年同志的自荐材料和平实表现情况，通过组织推荐、集体研究，确定为正式候选人。
正在村上验收重建房屋的多里村建办工作人员杜波告诉笔者，“我没报名，因为都是徒劳。村里向乡上推荐的人选似乎已经‘内定’。这项政策，已经搞了两届，最初的想法当然是给年轻人提供空间，但是到了后来，几乎已经变成熟人‘破格’走后门的政策照顾。”杜波从2004年通过村官考试进入多里村以来，先后任职于林业站和村建办。
像杜波一样想法的大学生村官，似乎不少：并非对改变他们上升渠道的措施不热心，却随着年龄增长，早已被变了味的现实堵在原地，无法动弹。
新青年，在哪里？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认为，当前社会正是这样一种两极分化的怪象：不少青年对政治和改革缺乏热情。与此同时，各地招考国家公务员则纷纷爆棚，各路人才力图通过考试——这样一种传统方式“撞”进机关，捧稳“铁饭碗”，安静度日。既不期盼改革来改变命运，也难有热情参与社会的进程。
“这实际上说明了当代年轻人趋于保守的观念日盛，阻碍了中国的改革进程。”程恩富认为青年——这一充满创造力和勇气的群体正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人。而他们的缺位，令改革大势显得极为孤单落寞。
“我们对此保持清醒，”学者钱理群说，“年轻人对改革冷漠的背后则是对现实政治责任感的弱化，人们拒绝为国家的命运负责，甚至拒绝为自己负责。这是一个人的青春期的失败，也是国家在后改革时期的一个重大缺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