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不想影响调查结果的客观性，那就干脆别打电话给调查机构
中国青年报：进行电话调查，许多地方都用固定电话抽样。你们这次调查为什么采取移动电话抽样？
曹萍：这与昆山的常住人口构成有关。现在昆山的总人口有200多万，本地户籍人口却只有72万，大多数都是新昆山人，作为一个劳动力输入大县，想要评价昆山干部的勤廉状况，新昆山人的意见不可或缺。一般来说，这些人很少会装固定电话，几乎都是用手机。如果还使用固定电话进行抽样调查，就会使样本出现非常大的偏斜，占有昆山人口比例最大的人群被挡在了调查范围之外。针对昆山这种客观情况，为了使新昆山人的意见能够被充分收集，我们就必须用移动电话进行抽样。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运用移动电话进行抽样调查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使得我们此次用移动电话进行抽样调查并未遇到太大的技术难题。
中国青年报：用移动电话进行这样敏感的抽样调查，调查成本和难度应该不小吧？
曹萍：的确不小。给你说一组数字：在企业家调查中，调查平均访问时长为19分30秒，最长时长为39分02秒；在领导群体调查中，调查平均访问时长为17分3秒，最长时长为39分48秒；在公众调查中，调查平均访问时长为17分16秒，最长时长竟然达到了51分39秒！
以企业家调查的执行为例，在世界范围内，电话调查一般成功率会在20%左右，即便是比较难执行的调查，成功率也有10%。但是，我们此次企业家调查的执行，最终的调查成功率仅为5.58%。
“2012年苏州（昆山）勤廉满意度调查”的难度之高，不仅体现在执行上，还体现在研发上。关于勤廉方面的调查，全国各地已经进行了很多，如果我们的调查只是单纯的“走老路”、“炒冷饭”，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这就要求我们的调查必须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站得更高，有更多创新。
但是，有创新不能只是嘴上说说，它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与努力。在研发阶段，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搜集了大量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咨询了国内反腐倡廉与民意调查领域多位顶级专家，研发团队还实地考察了一些在国内反腐倡廉民意调查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地区，经过几十稿的修订，最终拿出了我们此次调查的设计方案与问卷。可以说，我们这次调查是站在许多前人的肩膀上的。
中国青年报：听说此次调查进行抽样时，您跟着抽样人员跑遍三大电信运营公司。为什么对这些小事您都事必躬亲？
曹萍：抽样可不是小事，它就像一项调查的地基，如果有问题，上面盖的房子一定是危房。所以在这次调查的抽样过程中，从最开始与几家电信运营公司联系时起，每个环节我都会亲自过问，直到确认所有抽样完全随机、抽样人员安全返京并把数据库安全锁进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保险箱后，我才放心。
中国青年报：但据我所知，在调查正式执行后，您一个电话也没有给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工作人员打过。我很好奇，您就不想早点知道调查结果吗？
曹萍：说不想早点知道结果那是假的，但我当时不断地告诉自己，一定不能打这个电话，而且我还要求我们纪委所有工作人员都不能打这个电话，因为我怕我的一个电话，会影响到调查的公正性与独立性。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样做有些过分谨慎，但是我认为这非常有必要。大家都清楚，现在有一些调查，本身很好，就是因为所谓的一个电话、一个嘱咐、一个批示变了味。对于调查结果来说，早知道几天和晚知道几天，它总不可能变。既然不想影响到调查结果的客观性，那就干脆别打电话，把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从自己这里就彻底掐断。
中国青年报：一般的党风廉政建设调查的对象都只限于公众，“勤廉满意度调查”为什么还要调查企业家？
曹萍：通过调查公众的意见，的确能得出对工作的一般性评价。可是，公众不可能掌握所有信息，与企业家相比，他们存在着信息死角。这就需要依靠调查企业家，对公众调查进行补充，从而实现在完整的信息基础上的评价。
廉政民调，企业家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对象群体。在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调查中，企业家的评价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昆山是一个经济发达、企业众多的地方，企业与政府打的交道可以说是方方面面，这就使得许多企业家能够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昆山的党风廉政建设现状，为他们的评价打下基础。
以前有人指出，企业家非常繁忙，没时间也没有意愿参加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调查；还有人认为，企业家一般只关心政府的经济、税收政策，对党风廉政建设关心得比较少。然而此次调查的实际情况证明，企业家有着比较强烈的参与党风廉政建设调查的意愿，对于当地的干部勤政与廉洁状况，他们也非常关心，甚至视为企业发展环境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中国青年报：领导群体算是体制的“内部人士”，你们这次也调查了，这会不会有自己人评价自己人之嫌？
曹萍：有人说有，但我看没有。在我看来，在了解党风廉政相关信息方面，这些“内部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他们中的有些人还非常愿意表达意见。不瞒你说，调查中我就被抽中了，而且我还完全按照我个人的意见回答了全部问题。我有一位同事，接到调查电话后觉得很别扭，索性就谢绝了。我知道后对他说，你也是纪检干部，对现在纪委的工作肯定有很多想法和看法，既然有，为什么不接受调查呢。而且我们要说的是实话，又不是假话，没什么可难为情的。
说来这里还有个曲折，在最初的研究设计中，我们计划要调查公众、企业家与意见领袖三大群体。但是在调查过程中，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之前所定义的意见领袖成员，包括当地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与教育机构负责人等，并非传统意义上与政府保持距离、具有独立见解的意见领袖，他们的意见和观点具有很强的“体制化”色彩。随着调查的推进与数据分析的深入，这种特点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于是，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我们在进行多轮头脑风暴后，一致决定把原来研究设计中的意见领袖群体的标签，改为更符合实际情况的领导群体。别看这只是一个修改标签的小举动，它不但在国内同类研究中尚属首次，也对我们的后续研究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在公众之外，对企业家、领导群体进行调查，并不是想增加几个调查群体这么简单。如果将公众视为社会力量的代表，将企业家视为经济力量的代表，将领导群体视为政治力量的代表，对比这三类人群的调查结果，我们就能从政治、经济、社会这三维立体的角度深入分析当前的反腐倡廉形势。
中国青年报：一般理解中，纪委进行的调查都以廉政为主要内容。为什么你们的调查问卷中有近三分之一的问题是关于发展和勤政等廉政之外的内容？
曹萍：进行党风廉政方面的调查，如果只把研究聚焦在廉政问题上，对其他问题视而不见，很容易走上狭隘化的道路。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大多数受访者的认识中，干部廉政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因素，它与干部的勤政状况、当地的发展状况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想要准确分析影响廉政变化的因素，就必须将它放在勤政与发展的背景下分析考量。这也是当初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的方案最为我们看好的因素。
另外，虽然党风廉政方面的调查是由纪委主导的，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它只能为纪委的工作服务。从现在纪委的地位与职能来说，它首先是党委、政府的监督者，同时也是党委、政府工作的辅助者，应该在不影响监督职能的情况下，为党委、政府分忧解难。对应到此次调查，针对今年全国经济下行、企业经营困难的问题，在调查企业家时我们就专门设计了一系列关于企业困难与所需帮助的时点指标（为测量民意对政府当期主要民生举措的认知、认可程度和对政府当期作为的满意度而设置的指标——编者注），了解企业的实际生存状况，为党委、政府的经济决策提供事实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