瞞天過海，逃回倫敦
葛柏在警方的眼皮子底下公然潛逃回到祖家。消息見報，積怨已久的民意爆發。來自各階層的市民紛紛上街抗議，港九各地上千人在港島的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大型集會，“反貪污、捉葛柏”的口號響徹維港上空。
為平息民憤，當時的港督麥理浩爵士委任高級副按察司百裡渠爵士（Sir A.Blair-kerr）成立調查委員會，徹查葛柏逃脫原因及檢討當時的反貪污工作。1973年10月，港英政府採納了委員會的建議，於1974年2月成立了獨立於警務處及其他政府部門的廉政公署，致力打擊貪污，並即時接手調查葛柏案，全力緝捕這位曾經紅極一時的總警司歸案。
葛柏成功潛逃回英國，以為終可逍遙法外，用不義之財安度余生。這位貪官認定由於港英兩地法例不同，英國並沒有“財政狀況與官職收入不相稱”的控罪，因此港府很難以此控罪引渡他回港。
葛柏的如意算盤幾乎令警方檢舉貪污組的努力前功盡棄。不過，已接手葛柏案的廉署並未氣餒，這個全新的反貪機構決心要找到新証據，將這個大貪官繩之以法。當時，廉署派出多名首長級人員，包括首任執行處處長彭定國（John Prendergast）、副執行處處長夏烈聯（Gerald Harknett）同兩位助理處長及數名高級調查人員組成核心調查小組，根據警方先前找到的蛛絲馬跡，積極尋找破案線索。
可惜的是，物証雖有，人証卻無。
“我們手上已有很多証物表明葛柏擁有大量難以解釋來源的財富，隻可惜沒有人願意站出來指証葛柏。或許是因為當時市民的觀念仍十分保守，他們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而同時對新成立的廉署也缺乏足夠的信心。”當時參與“捉葛柏”的現任廉署總調查主任黃國梁說，“但我們相信時間以及我們的表現必能令我們爭取到公眾的信任。”
証據！証據！
經過不懈的努力，廉署的調查最終有了新突破。當時，一名涉及另一宗貪污案的外籍前警司，在獄中表示願意向廉署提供葛柏貪污的重要罪証。他透露曾目睹葛柏收受一名華籍前警司2.5萬元賄款，以助該華人警官取得灣仔警司的“肥缺”。廉署執行處處長及副處長親自參與搜集証據，他們多次親自到獄中向這名前警司錄取口供。有了這個証人，廉署立即拘捕該名華籍前警司，並於1974年4月29日通過英國警方協助，將葛柏拘捕。涉案的這名華籍前警司也答應轉為廉署污點証人，指証葛柏的貪污罪行。
事實上，兩位前警司的口供與廉署已取得的物証頗為吻合。廉署於警方之前在葛柏寓所搜出的証物中，找到兩張葛柏親筆記錄財富狀況的紙張，從中計算出在1971年5月至11月期間，即葛柏收受該名華籍前警司的賄款后，葛柏的財富明顯增加，數目急升9萬多港元，此筆巨款應該已包括了前述2.5萬元的賄款和葛柏其他貪污收入。
人証物証俱在，廉署人員隨即部署引渡葛柏返港受審的行動。但葛柏在引渡聆訊中矢口否認控罪，令廉署的引渡行動一再受阻。最后，經過近八個月數度聆訊，倫敦法庭終判令把葛柏解回香港受審。
葛柏被押回港
葛柏逃離香港歷時達一年半之久，終於1975年1月7日，在廉政公署高度嚴密的安保中被押解返港。
這是轟動全港的一天。載著葛柏回港的客機尚未降落在啟德機場，逾百名中外記者便早已在各自有利據點等候多時。為了捕捉葛柏抵港的一刻，記者分別守在機場各主要出入口和廉署提前停在機場閘口的汽車附近。
可是，“好事多磨”，事情再生枝節。正當記者們巴望著葛柏數分鐘內出現時，停機坪那邊卻突然響起了直升機的螺旋槳聲，葛柏已被押上直升機，又一次“逃”離機場了。
“葛柏案如此轟動，我們預計機場必會聚集大批記者及市民，為免人多造成混亂及妨礙保安，我們採取了聲東擊西的策略。”參與安排葛柏押解過程的現任總調查主任黃國梁憶述當年的特別任務時說。
他們一方面安排了兩輛汽車停泊在機場接機閘口附近，假裝接機，轉移視線。另一方面，在葛柏搭乘的航班降落位置附近早已安排了一部直升機，待葛柏在機艙內辦妥入境手續后，便把他帶往直升機直飛中環添馬艦，再轉送到中央裁判署。為掩人耳目，他們棄用了政府車輛，征用了一部事前由一名調查員向親友商借、全港僅有數輛的名貴轎車，而為免葛柏被記者攝入鏡頭，更在車窗上貼上玻璃紙，另外還租借了兩輛汽車護航。
黃國梁說在解送葛柏前往裁判署的過程中，隻有時間分秒不差，才能保証安保任務成功完成。因此行動之前，廉署人員曾多次“試路”，計算各步驟及路程所需時間，務求行動的每一步天衣無縫。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行動當日，我們在機場真的成功轉移了記者及圍觀市民的視線，但記者一看到接載葛柏的直升機起飛，便立即由啟德機場開車至港島金鐘的添馬艦（現為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部），窮追不舍。而正當我們由添馬艦駕車解送葛柏到中央裁判署時，其中一輛護送車卻突然拋錨，嚇得我們一頭大汗。幸好數分鐘后，車輛恢復正常，總算有驚無險。”黃國梁說。
而那邊廂，記者仍然不放過每個採訪拍照的機會，數十部摩托車和採訪車風馳電掣般緊貼解送車隊的四周。黃國梁說：“當時的記者，一個駕著摩托車，另一個轉身坐在后座，不停拍攝載著葛柏的房車，可謂險象環生。”
黃國梁說，除了聲東擊西的策略外，整個行動還有其他安保措施配合。例如廉署首次派遣六名配槍人員與近二十名調查人員，“貼身”保護疑犯，再加上警方的協助，陣容的確非常強大。
此外，身為押解隊之首的廉署執行處助理處長由倫敦起解到香港中央裁判署整個過程中，一直“貼身保護”葛柏，到達香港時，更用手銬把自己和他銬起來，以確保萬無一失。
黃國梁透露，為了部署這個特別任務，杜絕任何泄密的可能性，接機過程的安保措施全都在負責這次行動的高級調查主任家裡策劃及部署。他說：“就連行動當日，我們十多位隊員也是在他的家裡集合及出發的。除我們及高層之外，沒有人知道整套安保計劃是怎樣執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