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不想影響調查結果的客觀性，那就干脆別打電話給調查機構
中國青年報：進行電話調查，許多地方都用固定電話抽樣。你們這次調查為什麼採取移動電話抽樣？
曹萍：這與昆山的常住人口構成有關。現在昆山的總人口有200多萬，本地戶籍人口卻隻有72萬，大多數都是新昆山人，作為一個勞動力輸入大縣，想要評價昆山干部的勤廉狀況，新昆山人的意見不可或缺。一般來說，這些人很少會裝固定電話，幾乎都是用手機。如果還使用固定電話進行抽樣調查，就會使樣本出現非常大的偏斜，佔有昆山人口比例最大的人群被擋在了調查范圍之外。針對昆山這種客觀情況，為了使新昆山人的意見能夠被充分收集，我們就必須用移動電話進行抽樣。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的合作伙伴——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在運用移動電話進行抽樣調查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使得我們此次用移動電話進行抽樣調查並未遇到太大的技術難題。
中國青年報：用移動電話進行這樣敏感的抽樣調查，調查成本和難度應該不小吧？
曹萍：的確不小。給你說一組數字：在企業家調查中，調查平均訪問時長為19分30秒，最長時長為39分02秒﹔在領導群體調查中，調查平均訪問時長為17分3秒，最長時長為39分48秒﹔在公眾調查中，調查平均訪問時長為17分16秒，最長時長竟然達到了51分39秒！
以企業家調查的執行為例，在世界范圍內，電話調查一般成功率會在20%左右，即便是比較難執行的調查，成功率也有10%。但是，我們此次企業家調查的執行，最終的調查成功率僅為5.58%。
“2012年蘇州（昆山）勤廉滿意度調查”的難度之高，不僅體現在執行上，還體現在研發上。關於勤廉方面的調查，全國各地已經進行了很多，如果我們的調查只是單純的“走老路”、“炒冷飯”，那就沒有任何意義了。這就要求我們的調查必須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站得更高，有更多創新。
但是，有創新不能只是嘴上說說，它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與努力。在研發階段，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搜集了大量國內外相關領域的研究文獻，咨詢了國內反腐倡廉與民意調查領域多位頂級專家，研發團隊還實地考察了一些在國內反腐倡廉民意調查方面做得比較好的地區，經過幾十稿的修訂，最終拿出了我們此次調查的設計方案與問卷。可以說，我們這次調查是站在許多前人的肩膀上的。
中國青年報：聽說此次調查進行抽樣時，您跟著抽樣人員跑遍三大電信運營公司。為什麼對這些小事您都事必躬親？
曹萍：抽樣可不是小事，它就像一項調查的地基，如果有問題，上面蓋的房子一定是危房。所以在這次調查的抽樣過程中，從最開始與幾家電信運營公司聯系時起，每個環節我都會親自過問，直到確認所有抽樣完全隨機、抽樣人員安全返京並把數據庫安全鎖進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保險箱后，我才放心。
中國青年報：但據我所知，在調查正式執行后，您一個電話也沒有給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工作人員打過。我很好奇，您就不想早點知道調查結果嗎？
曹萍：說不想早點知道結果那是假的，但我當時不斷地告訴自己，一定不能打這個電話，而且我還要求我們紀委所有工作人員都不能打這個電話，因為我怕我的一個電話，會影響到調查的公正性與獨立性。
可能有人會覺得這樣做有些過分謹慎，但是我認為這非常有必要。大家都清楚，現在有一些調查，本身很好，就是因為所謂的一個電話、一個囑咐、一個批示變了味。對於調查結果來說，早知道幾天和晚知道幾天，它總不可能變。既然不想影響到調查結果的客觀性，那就干脆別打電話，把產生影響的可能性從自己這裡就徹底掐斷。
中國青年報：一般的黨風廉政建設調查的對象都隻限於公眾，“勤廉滿意度調查”為什麼還要調查企業家？
曹萍：通過調查公眾的意見，的確能得出對工作的一般性評價。可是，公眾不可能掌握所有信息，與企業家相比，他們存在著信息死角。這就需要依靠調查企業家，對公眾調查進行補充，從而實現在完整的信息基礎上的評價。
廉政民調，企業家一直是一個重要的對象群體。在國際反腐敗組織“透明國際”的“清廉指數”調查中，企業家的評價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昆山是一個經濟發達、企業眾多的地方，企業與政府打的交道可以說是方方面面，這就使得許多企業家能夠更加深入、細致地了解昆山的黨風廉政建設現狀，為他們的評價打下基礎。
以前有人指出，企業家非常繁忙，沒時間也沒有意願參加黨風廉政建設的相關調查﹔還有人認為，企業家一般隻關心政府的經濟、稅收政策，對黨風廉政建設關心得比較少。然而此次調查的實際情況証明，企業家有著比較強烈的參與黨風廉政建設調查的意願，對於當地的干部勤政與廉潔狀況，他們也非常關心，甚至視為企業發展環境中至關重要的因素。
中國青年報：領導群體算是體制的“內部人士”，你們這次也調查了，這會不會有自己人評價自己人之嫌？
曹萍：有人說有，但我看沒有。在我看來，在了解黨風廉政相關信息方面，這些“內部人”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而且他們中的有些人還非常願意表達意見。不瞞你說，調查中我就被抽中了，而且我還完全按照我個人的意見回答了全部問題。我有一位同事，接到調查電話后覺得很別扭，索性就謝絕了。我知道后對他說，你也是紀檢干部，對現在紀委的工作肯定有很多想法和看法，既然有，為什麼不接受調查呢。而且我們要說的是實話，又不是假話，沒什麼可難為情的。
說來這裡還有個曲折，在最初的研究設計中，我們計劃要調查公眾、企業家與意見領袖三大群體。但是在調查過程中，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研究人員發現，之前所定義的意見領袖成員，包括當地黨代會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媒體與教育機構負責人等，並非傳統意義上與政府保持距離、具有獨立見解的意見領袖，他們的意見和觀點具有很強的“體制化”色彩。隨著調查的推進與數據分析的深入，這種特點表現得越來越明顯。於是，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與我們在進行多輪頭腦風暴后，一致決定把原來研究設計中的意見領袖群體的標簽，改為更符合實際情況的領導群體。別看這只是一個修改標簽的小舉動，它不但在國內同類研究中尚屬首次，也對我們的后續研究方向產生了重大影響。
需要說明的是，在公眾之外，對企業家、領導群體進行調查，並不是想增加幾個調查群體這麼簡單。如果將公眾視為社會力量的代表，將企業家視為經濟力量的代表，將領導群體視為政治力量的代表，對比這三類人群的調查結果，我們就能從政治、經濟、社會這三維立體的角度深入分析當前的反腐倡廉形勢。
中國青年報：一般理解中，紀委進行的調查都以廉政為主要內容。為什麼你們的調查問卷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問題是關於發展和勤政等廉政之外的內容？
曹萍：進行黨風廉政方面的調查，如果隻把研究聚焦在廉政問題上，對其他問題視而不見，很容易走上狹隘化的道路。不論是在現實中，還是在大多數受訪者的認識中，干部廉政問題從來都不是一個孤立的因素，它與干部的勤政狀況、當地的發展狀況都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想要准確分析影響廉政變化的因素，就必須將它放在勤政與發展的背景下分析考量。這也是當初中國青年報社調中心的方案最為我們看好的因素。
另外，雖然黨風廉政方面的調查是由紀委主導的，但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它隻能為紀委的工作服務。從現在紀委的地位與職能來說，它首先是黨委、政府的監督者，同時也是黨委、政府工作的輔助者，應該在不影響監督職能的情況下，為黨委、政府分憂解難。對應到此次調查，針對今年全國經濟下行、企業經營困難的問題，在調查企業家時我們就專門設計了一系列關於企業困難與所需幫助的時點指標（為測量民意對政府當期主要民生舉措的認知、認可程度和對政府當期作為的滿意度而設置的指標——編者注），了解企業的實際生存狀況，為黨委、政府的經濟決策提供事實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