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硕士班”毕业照
何家弘是位作家，曾有海外研究者将他与《朗读者》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还拥有另一个身份，法学家。
3年多前，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正在改写自己的第四部小说，他试图在文学世界里建造一个“乌托邦”——一座从腐败走向清廉的虚拟城市。也就在那时，他开创了人大首届“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班”，试图也在课堂上建立一个小小的“乌托邦”。
这个班后来被坊间热炒为“反贪硕士班”。在开学典礼上，何家弘在所有人面前与这个班的学生约法三章：第一，在校期间，学生一律不得给老师送礼，逢年过节发个短信就行；第二，学生可以和老师们一起吃饭，但学生不能请客；第三，这个班的学生要在校园里做表率。
这些规条一直被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今年6月，流行谢师宴的毕业季，已经找到工作的学生们想请老师坐坐，聊表心意。学生李屾记得，因为担心平时邀请老师会显得唐突，他们特意选择了一个周末。
而这也是何家弘第三次拒绝自己的学生：“你们还没离校，咱们定的规矩要守到最后一刻。”
如果不是老百姓那么关注反腐败问题，这个教学改革也就是个校园新闻
在为期3年的学习时间里，24名经过选拔的法律硕士专业学生可以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像法医一样”练习提取固定指纹；可以在一个带有全程录像和单向玻璃的询问室里学会使用测谎仪；还可以随时拨通自己课外导师的电话——8名来自最高检、北京市检察院、国家检察官学院的高级官员将成为学生的课外导师，而导师组组长则是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陈连福。
“很多人把我们这个班当做一个符号来解读。”何家弘告诉记者，从成立开始，外界给这个班“赋予了很多意义”。它不仅被冠以“反贪硕士班”的响亮称号，甚至还被视为“国家反腐的信号”。被追访最多的时候，他曾经被迫关机，结果又开始有人传他“人间蒸发”。迫不得已，他只好写了篇叫做《关于“联合培养职务犯罪侦查硕士”的自白》的文章发到网上。
一位接受采访的“反贪硕士班”毕业生记得，何家弘曾经和他们开过一个意味深长的玩笑：“我们这个班就是沾了贪污腐败的光，如果不是老百姓那么关注反腐败问题，这个教学改革也就是个校园新闻。”
“它本质上只是一个新的专业方向，我们从来就没指望靠这个班去完成中国反腐。”何家弘告诉记者，其实就连被外界解读最多的“与最高检合作办学”，也不过是一场巧合。
2006年，中国有3名法学家进入最高检挂职，何家弘被任命为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正是在挂职期间，他认识了时任渎职侵权厅厅长、现任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陈连福。2010年，正是陈连福陪他一起找到了最高检政治部的领导，合作办学方案才最终敲定。“与最高检合作办学本意就是教学改革，说老实话，这样也有利于学生的分配。”何家弘说。
事实上，在发起这个教学改革项目之前，何家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建言者的姿态出现在公共舆论里。他曾高频度地“对中国的反腐败问题发表意见”，并试图推进官员财产公示制度。2009年，在我国“东南”的浙江省慈溪市开始实行“廉情公示”制度，而在我国“西北”的新疆阿勒泰地区也完成了1054名县级干部的“财产公示”，这一度被这位文字优雅的法学家称为“东南西北通往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曙光”。
“后来发现说来说去只是说说而已，有一点灰心，从我个人来讲，觉得算了，别老到处乱说了，还是回学校老老实实教书吧。”何家弘回忆起自己创办“反贪硕士班”时的心境，他觉得，既然大环境管不了，起码“要让这个班里的正气压倒邪气”。
何家弘记得，面试中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班”，一个学生讲，“家里打过官司，觉得在公检法系统没有熟人很吃亏，所以很希望能进到这个专业来，以后到检察院去”。
这个回答让何家弘感到有点难过，后来，他给了这名考生比较低的分数。
事实上，从“反贪硕士班”建立之初，何家弘便寄望在其中形成某种制度建设。
班长李传文记得，在当年的开学典礼上，除了何家弘与学生们“约法三章”，法学院院长韩大元也特意强调，“反贪硕士班”的学生绝对不允许利用校外导师的关系替别人说情，否则将会被开除出院。而那场开班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则是由该班新生抽签选择自己的导师，在何家弘看来，只有这样“才是最公平的”。
为了让“反贪硕士班”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何家弘还建议学生们自己设计班徽并在公共场合佩戴。李传文记得，当时的候选方案有很多，有人主张用天平代表“反贪硕士班”，也有人提议应该用“显微镜”，而最终出炉的班徽则是一枚镶有金边的红色盾牌，上面有一个“侦”字，下面刻着“职务犯罪侦查硕士第一期，2010”的字样。
很快，“反贪硕士班”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班歌：“长风吹起战斗的号角，反贪旗帜迎风招展，热血青年意气风发，豪迈出发在起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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