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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培养的学生里面出现贪官，这个不奇怪
曾有媒体报道，一位“反贪硕士”乘坐地铁，旁边站着的两个男生看到手机报里一条关于“反贪硕士班”的新闻，“一通狂批”。结果这位同学忍不住告诉对方：“我就是这个班的学生。”对方愣了一下，用讽刺的语气回她说，“未来中国就看你们了”。
“因为学的东西特殊，就成了所谓的反贪硕士，他们骂我们，又不了解我们。”这个已经毕业的年轻人觉得有时“挺心寒”的。
除了外界的好奇，“反贪硕士们”更多要面对的就是舆论压力。在一条以“反贪硕士毕业”为主题的网络新闻下，充斥着大量负面评论。“大学毕业去反腐，反谁的腐，老虎还是苍蝇？”“自己能反自己吗？经过这种培训，可能他们贪的水平更高了。”
“从我个人来讲，我当然也认为更应该治本，我只能说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在何家弘看来，他比很多人都更加了解制度反腐的紧迫性。他告诉记者，在挂职副厅长的那两年，他下到基层调研最大的感受就是“腐败的存量包袱太多”，“有的地区和行业，一查就发现拉出来的越来越多，查到哪为止？”
事实上，就在“反贪硕士班”的课堂上，“靠技术反腐能走到哪一步”这个问题早就被摆上了台面。“有要求，就要按照要求来，这些问题客观存在，也都会提到，但是我们不会说得太具体，因为这个问题不好说，所以我们一般不讨论，不解决。”一个任课老师坦率地说：“中国的反贪不是能靠一个人来做的，否则没查出什么来，自己就牺牲了。”
面对同样的问题，一个在“反贪硕士班”里被公认为最有理想主义气质的男生这样回答记者：“我师父还没教到这一节，我心里也想过，但也只是想想，瞎琢磨，当前还是要干好本职工作，其他的不是我们这个层次想办就能办的。”
而在所有的评论中，最尖锐的批评是：在未来，这个班的学生里会不会出现贪官？
“如果我培养的学生里面出现贪官，这个不奇怪。”何家弘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语气温和地补充，“我只能管到学校里的时间，社会的大环境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我的希望是，10年以后他们再来看我，能成为反贪骨干就很好了。我想，如果真的有让我失望的事情发生的话，大概也是我未必能看到的——10年以内他们还不会到非常高的位置上，要出现一个大贪官起码要等20年以后。”
今年年初，何家弘改写的第四部小说已经出版——那座腐败的虚拟城市终于变成了最清廉的城市。
“或许只有通过文学，才更容易按照自己的方式做梦吧。”他告诉记者，自己准备把这本叫做《无罪贪官》的小说当做礼物，送给那些即将各奔东西的“反贪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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