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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體心理中，人們都有一種要表現社會正義感的需求，”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指出，“在網絡這個虛擬世界中，人們更容易淋漓盡致地進行這種需求的宣泄。然而，這也容易成為一把雙刃劍，走向極端就會演變成一種精神層面的群體暴力行為。虛擬社會的民間力量在這裡容易失去理性，對社會構成巨大的傷害。”
針對“非主流反腐”當中呈現的社會心態，有學者提出了“激情反腐”的概念。意思是說，在反腐敗的輿論場中，基於對腐敗的深切憎恨，復仇式、群體式的反腐呼聲和行動有一個鮮明的特征：激情主導一切——諸多參與者在表達、發泄對腐敗的痛感時，無形中推動了反腐進程。
中央編譯局世界發展戰略研究部主任何增科認為：“並不是所有舉報人都出於正義感，其中一些舉報人是因為要求得不到滿足、產生利益沖突而選擇網上舉報，這一點令人深思。”
吸引圍觀，靠輿論“借力自保”
反腐敗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那些勢單力薄的舉報者要摘下腐敗分子的烏紗帽，甚至將他們繩之以法，這就決定了反腐敗斗爭的殘酷性、復雜性和艱巨性。
相對於舉報材料石沉大海、無人問津，更加令人恐懼和擔憂的是，舉報人遭受打擊報復事件時有發生。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資料顯示，約有70%的舉報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擊報復或變相打擊報復。其中，各類“隱性打擊報復”舉報人的行為，因其手段“合法”、行為隱蔽，往往難以界定，舉報人一直處於法律救濟的“死角”。
2009年3月，《中國青年報》刊發的一篇文章指出：“改革開放30年來評出的10個反腐名人，其中9人遭到打擊報復。現在的越級上訪現象，也說明舉報受理機制方面存在問題。很多舉報得不到有效回應，甚至經過層層轉批后回到被舉報單位，出現被舉報人拿著舉報信找舉報人談話的尷尬局面。”
縱觀“非主流反腐”的成功案例，因具備戲劇性、沖擊性、曲折性等要素，往往能夠以非常態的吸引力形成“圍觀效應”。引發圍觀的意義不僅在於引起官方重視，迅速查辦腐敗官員，同樣希望通過引起公眾的注意，令被舉報者憚於輿論不敢肆意報復。
今年1月下旬，雷政富事件的爆料人朱瑞峰在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脅的過程中，不斷通過微博向社會發出關注呼吁，並向北京警方尋求庇護。有評論指出：“朱瑞峰這個令雷政富們咬牙切齒的眼中釘之所以目前還算平安，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太受關注了，沒人敢輕易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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