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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体心理中，人们都有一种要表现社会正义感的需求，”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指出，“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中，人们更容易淋漓尽致地进行这种需求的宣泄。然而，这也容易成为一把双刃剑，走向极端就会演变成一种精神层面的群体暴力行为。虚拟社会的民间力量在这里容易失去理性，对社会构成巨大的伤害。”
针对“非主流反腐”当中呈现的社会心态，有学者提出了“激情反腐”的概念。意思是说，在反腐败的舆论场中，基于对腐败的深切憎恨，复仇式、群体式的反腐呼声和行动有一个鲜明的特征：激情主导一切——诸多参与者在表达、发泄对腐败的痛感时，无形中推动了反腐进程。
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任何增科认为：“并不是所有举报人都出于正义感，其中一些举报人是因为要求得不到满足、产生利益冲突而选择网上举报，这一点令人深思。”
吸引围观，靠舆论“借力自保”
反腐败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些势单力薄的举报者要摘下腐败分子的乌纱帽，甚至将他们绳之以法，这就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相对于举报材料石沉大海、无人问津，更加令人恐惧和担忧的是，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事件时有发生。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资料显示，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其中，各类“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因其手段“合法”、行为隐蔽，往往难以界定，举报人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死角”。
2009年3月，《中国青年报》刊发的一篇文章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评出的10个反腐名人，其中9人遭到打击报复。现在的越级上访现象，也说明举报受理机制方面存在问题。很多举报得不到有效回应，甚至经过层层转批后回到被举报单位，出现被举报人拿着举报信找举报人谈话的尴尬局面。”
纵观“非主流反腐”的成功案例，因具备戏剧性、冲击性、曲折性等要素，往往能够以非常态的吸引力形成“围观效应”。引发围观的意义不仅在于引起官方重视，迅速查办腐败官员，同样希望通过引起公众的注意，令被举报者惮于舆论不敢肆意报复。
今年1月下旬，雷政富事件的爆料人朱瑞峰在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的过程中，不断通过微博向社会发出关注呼吁，并向北京警方寻求庇护。有评论指出：“朱瑞峰这个令雷政富们咬牙切齿的眼中钉之所以目前还算平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太受关注了，没人敢轻易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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