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常的市场交易中，债务双方的法律地位平等，即便欠钱的是政府部门，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民事主体，并没有动用行政权力予以抵赖的道理。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然而让广西南宁横县陶圩镇农民谢汝忠想不到的是，自己1999年借给镇政府和财政所的28万元，至今要不回来。14年的艰辛讨债路，换回的只是一堆政府公章印和一纸难以兑现的判决书。
由纳税人供养的政府，原本没有再向纳税人借钱的道理，但在现行财政体制下，政府欠债不还并非个案。上网查阅，这些年因要不回欠款而将政府告上法庭的案例屡见不鲜。公民原本基于信任才与政府发生债务关系，未料到政府也会成为“老赖”，甚至一赖十几年，这样的政府如何取信于民？又如何运送正义？
一纸借据，让谢汝忠从黑发人熬成白发人，这无疑是公民维权道路上的不幸，更是法治社会的悲剧。或许在舆论关注下，个案最终能妥善解决，但单个公民权利风险的化解，并不能从根本上捋顺政府的角色定位，也难以为公民权利提供常态化的救济，更无法重塑政府与公民的正当关系。
在正常的市场交易中，债务双方的法律地位平等，即便欠钱的是政府部门，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民事主体，并没有动用行政权力予以抵赖的道理。然而在很多官员的头脑中，总以为借钱是前任官员的行为，与己无关。殊不知其作为一级政府的法定代表人，有责任对政府部门的民事行为承担法律后果，所谓“新官要理旧事”，只要钱是以政府的名义借的，任何一届政府官员都有义务履行还款责任。本案中那一堆公章印，其实更是一桩桩官员失职的凭据。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地方政府拖债的现象大多讳莫如深。这种民事法律关系上的不正常状态，不仅影响了政府的信誉，更搅乱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本质上是对法治的破坏。此时，司法机关理当提供及时救济，将扭曲的民事秩序恢复常态。遗憾的是，很多司法机关面临此类案件，多以敏感为由予以回避，政府的特殊身份成为司法程序中一道无形的墙，将公正阻隔在执行的关卡外。本案中的法院人士就称，“涉及党政机关执行难的，我们已经一案一表上报南宁市，市政法委也在考虑开一个专门会议处理”。如此看来，此类纠纷的化解，还是要求助于更高的权力权威，而非常态化的救济机制。
说到底，如果不能准确定位政府在债务关系中的身份地位，不能在司法程序中将败诉的政府部门还原为普通的民事主体，那么自上而下的权力干预，即便达致了个案的公正，也依然难解公民维权道路上的诸多障碍，难以从根本上遏制地方政府欠债不还的冲动与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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