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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其回归本来面目
“反思官场小说的泛滥，不禁让人想起尼尔·波兹曼那本著名的《娱乐至死》一书。”赵志刚向记者表示。
这本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其主要观点是，“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根本是自相矛盾的，所有的人都是在表演，电视只有一种声音，即娱乐的声音。电视的时代就是娱乐的时代，电视媒介形式的本身就不能承载严肃认真的思考。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尼尔·波兹曼当然无法预言20多年后互联网的勃兴，但“娱乐至死”似乎就是指当下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时代碎片化阅读的到来，让很多人失去了思考能力。连反腐败这类极为严肃的话题都因为“雷政富”、“赵红霞”们而演化为一个娱乐事件。
“看看现实社会中的重庆‘唱红打黑’、雷政富情色视频、编译局局长衣俊卿事件等，难道还需要官场小说来解读吗?一切都是活生生的现场直播。”赵志刚认为，在娱乐面前，谁也别想置身事外，无论你把自己定位是什么，你只是一个娱乐消费品。
要告别官场小说的“喧嚣”，让其回归本来面目，著作者的指导思想是至关重要的。赵志刚表示，这个思想，应当是法治思想，是规则意识。有了这样的“道”，写出来的官场小说就是一种教化，而不是庸俗的展示，不是进阶的“术”。
文艺评论家解玺璋认为，“官场小说要有出路，要向政治小说转变，要有勇气触碰那些最坚硬的问题。”但是，要想承续、发展《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孽海花》这样的政治讽刺小说传统，出现如莫泊桑的《漂亮朋友》这样的作品，还要求作家有更深邃的思想穿透力以及高超的文学技巧。
在当下的情境中，这样的作品一时恐怕还难以出现。
“官场小说所应投射出的正道，是让人们明白这个世间还有法治，还有清清白白的吏治。”赵志刚说，这才是官场小说在将来应走的正路。（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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