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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躺着“被危机”
记者:与往年相比，2012年官员形象危机有什么新的特点?
唐钧:“被假冒”带来的危机与以往相比有所增多，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敛财金额大、假冒级别高、手段越发恶劣、“体制内假冒”与“黑吃黑假冒”数量上升。
就2012年的情况而言，假冒高级官员的现象非常严重。已统计到7个省市发生假冒厅(局)级和厅(局)级以上干部、军区司令或国际组织官员，同时还有多起假冒国家领导人亲属、秘书的案件。而在这些案件中，假冒的级别和假冒所得呈正比关系。
记者:假冒官员的手段越来越恶劣，主要有哪些?
唐钧:假冒官员的手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假冒执法人员进行犯罪，这其中以抢劫、敲诈者居多。以假冒警察进行抢劫为例，自2012年11月15日至2012年12月15日，短短一个月内已发生数十起，涵盖辽宁、贵州、西藏、广西、河南、湖北、山东、海南等省份。这类行为在事后虽然证明与官员无关，但其对官员形象造成的影响却没有得到挽回。
另一类是2012年出现的新现象，一些人为了出位、为了获取社会知名度而假冒官员，甚至是假冒“问题官员”。自2012年1月高悦儿事件起，多名女子假冒政府工作人员、军官和警察，利用微博炫富、发艳照、说“雷语”，对有关部门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这些部门的社会公信力。
五大高危群体需自检自查
记者:报告同时列举了村干部、基层官员、高层官员、执法官员以及准官员5个高危群体所面临的形象危机，同时对相应的危机事件特征进行了逐一分析。这份官员形象危机报告会不会衍变为官员掩盖危机事件的“教科书”?
唐钧:当政府直面公众时，公众也在博弈政府，这时就产生了政府形象与民意思维的碰撞。政府形象存在着“得分难”、“失分易”的特征;而民意思维存在着主观判断严重、非主流意识抬头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若要提升形象，则需积极引领社会和公众，学会如何去妥善协调纠纷和矛盾。我们制作报告的主要目的是想对这些危机的规律加以总结，把“病根”找出来，并根据规律给出具体的改进方案。
自2011年以来，突发公共事件、行业负面新闻、官员丑闻等形象危机日益增多，希望这个报告可以为相关部门提个醒，成为他们自检自查的“体检单”，让他们可以根据“处方”所列清单来对症下药，起到惩前毖后的作用，而非教科书的作用。从客观层面上讲，这份报告也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记者:怎么讲?
唐钧:例如这份报告的第三部分，我们制作了“官员形象风险地图”，把近年来官员形象方面频发且社会负面影响较大的危机事件，分门别类地概括和罗列出来。如违法犯罪类事件，常见的危机有贪污、受贿、渎职、致他人死亡、让他人顶罪等;行政问责类事件，常见的危机包括行为不当、应对不当、作风懈怠等。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相关部门、官员了解到，官员形象危机的根源在哪里，从而进行相应的制度调整，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我们之所以列举五类高危群体，也并不是为了去批评某个部门、某个群体。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点小警告，让他们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从而自检自查自开药方。（邬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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