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貪碩士班”畢業照
何家弘是位作家，曾有海外研究者將他與《朗讀者》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相提並論，因為他們都還擁有另一個身份，法學家。
3年多前，這位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正在改寫自己的第四部小說，他試圖在文學世界裡建造一個“烏托邦”——一座從腐敗走向清廉的虛擬城市。也就在那時，他開創了人大首屆“職務犯罪偵查方向碩士班”，試圖也在課堂上建立一個小小的“烏托邦”。
這個班后來被坊間熱炒為“反貪碩士班”。在開學典禮上，何家弘在所有人面前與這個班的學生約法三章：第一，在校期間，學生一律不得給老師送禮，逢年過節發個短信就行﹔第二，學生可以和老師們一起吃飯，但學生不能請客﹔第三，這個班的學生要在校園裡做表率。
這些規條一直被堅持到了最后一刻。
今年6月，流行謝師宴的畢業季，已經找到工作的學生們想請老師坐坐，聊表心意。學生李屾記得，因為擔心平時邀請老師會顯得唐突，他們特意選擇了一個周末。
而這也是何家弘第三次拒絕自己的學生：“你們還沒離校，咱們定的規矩要守到最后一刻。”
如果不是老百姓那麼關注反腐敗問題，這個教學改革也就是個校園新聞
在為期3年的學習時間裡，24名經過選拔的法律碩士專業學生可以穿著白大褂、戴著口罩，“像法醫一樣”練習提取固定指紋﹔可以在一個帶有全程錄像和單向玻璃的詢問室裡學會使用測謊儀﹔還可以隨時撥通自己課外導師的電話——8名來自最高檢、北京市檢察院、國家檢察官學院的高級官員將成為學生的課外導師，而導師組組長則是最高檢反貪總局局長陳連福。
“很多人把我們這個班當做一個符號來解讀。”何家弘告訴記者，從成立開始，外界給這個班“賦予了很多意義”。它不僅被冠以“反貪碩士班”的響亮稱號，甚至還被視為“國家反腐的信號”。被追訪最多的時候，他曾經被迫關機，結果又開始有人傳他“人間蒸發”。迫不得已，他隻好寫了篇叫做《關於“聯合培養職務犯罪偵查碩士”的自白》的文章發到網上。
一位接受採訪的“反貪碩士班”畢業生記得，何家弘曾經和他們開過一個意味深長的玩笑：“我們這個班就是沾了貪污腐敗的光，如果不是老百姓那麼關注反腐敗問題，這個教學改革也就是個校園新聞。”
“它本質上只是一個新的專業方向，我們從來就沒指望靠這個班去完成中國反腐。”何家弘告訴記者，其實就連被外界解讀最多的“與最高檢合作辦學”，也不過是一場巧合。
2006年，中國有3名法學家進入最高檢挂職，何家弘被任命為瀆職侵權檢察廳副廳長。正是在挂職期間，他認識了時任瀆職侵權廳廳長、現任反貪污賄賂總局局長陳連福。2010年，正是陳連福陪他一起找到了最高檢政治部的領導，合作辦學方案才最終敲定。“與最高檢合作辦學本意就是教學改革，說老實話，這樣也有利於學生的分配。”何家弘說。
事實上，在發起這個教學改革項目之前，何家弘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以建言者的姿態出現在公共輿論裡。他曾高頻度地“對中國的反腐敗問題發表意見”，並試圖推進官員財產公示制度。2009年，在我國“東南”的浙江省慈溪市開始實行“廉情公示”制度，而在我國“西北”的新疆阿勒泰地區也完成了1054名縣級干部的“財產公示”，這一度被這位文字優雅的法學家稱為“東南西北通往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曙光”。
“后來發現說來說去只是說說而已，有一點灰心，從我個人來講，覺得算了，別老到處亂說了，還是回學校老老實實教書吧。”何家弘回憶起自己創辦“反貪碩士班”時的心境，他覺得，既然大環境管不了，起碼“要讓這個班裡的正氣壓倒邪氣”。
何家弘記得，面試中有一個問題是“為什麼要選擇這個班”，一個學生講，“家裡打過官司，覺得在公檢法系統沒有熟人很吃虧，所以很希望能進到這個專業來，以后到檢察院去”。
這個回答讓何家弘感到有點難過，后來，他給了這名考生比較低的分數。
事實上，從“反貪碩士班”建立之初，何家弘便寄望在其中形成某種制度建設。
班長李傳文記得，在當年的開學典禮上，除了何家弘與學生們“約法三章”，法學院院長韓大元也特意強調，“反貪碩士班”的學生絕對不允許利用校外導師的關系替別人說情，否則將會被開除出院。而那場開班儀式的最后一個環節，則是由該班新生抽簽選擇自己的導師，在何家弘看來，隻有這樣“才是最公平的”。
為了讓“反貪碩士班”接受全校師生的監督，何家弘還建議學生們自己設計班徽並在公共場合佩戴。李傳文記得，當時的候選方案有很多，有人主張用天平代表“反貪碩士班”，也有人提議應該用“顯微鏡”，而最終出爐的班徽則是一枚鑲有金邊的紅色盾牌，上面有一個“偵”字，下面刻著“職務犯罪偵查碩士第一期，2010”的字樣。
很快，“反貪碩士班”也擁有了屬於自己的班歌：“長風吹起戰斗的號角，反貪旗幟迎風招展，熱血青年意氣風發，豪邁出發在起跑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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