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被美國人打倒的傳奇首相田中角榮——洛克希德公司跨國行賄案

田中角榮的命運暫且不表，筆者想先對洛克希德案中的另一關鍵人物——中間人兒玉譽士夫做一個簡單的描述。筆者認為，了解這個曾對日本政治發生過重要影響的“右翼”+“黑道”人物，對於我們理解二戰后日本政治運行的“潛在法則”，特別是日本右翼政治勢力的變遷，是有幫助的。

“國士”一詞來源於我國，專指一個國家中智勇雙全、才能出眾的人。《戰國策·趙策》就有“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的表述。《史記》在描寫韓信的《淮陰侯列傳》中，也提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洛克希德案中涉嫌充當行賄受賄“掮客”的兒玉譽士夫，當時就被稱為日本的“國士”。表面上他是一個熱心慈善事業，愛好哲學，痛恨官僚腐敗，對金錢無欲無求的人。但實際上，兒玉二戰前為日本右翼“行動派”代表人物之一，二戰后是日本多個黑社會組織的實際控制人、政經界幕后黑手、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日本的代理人，對多位日本重要政治人物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鳩山一郎組建民主黨時曾經得到過他的資金資助，岸信介則曾經是他在巢鴨拘留所時同為二戰甲級戰犯的獄友。政治家河野一郎、大野伴睦等人更是與他交情匪淺，1960年兒玉譽士夫給自己辦了一個“生人葬”，對於如此荒誕不經的事情，這兩位礙於情面，還親自跑去“送葬”，上香“祭拜”。據說，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1982年出版的小說《尋羊冒險記》中的那位“先生”，就是以兒玉為原型構思出來的。

要說其實這位一度權傾日本黑白兩道的兒玉出身還是比較貧苦的。明治維新后日本武士階層失去特權地位，1911年2月，出生在日本福島縣一個武士家庭的兒玉譽士夫對這種社會地位的變化是有深刻體會的。他本姓山田，后隨當醫生的養父改姓兒玉。青年時代，他還曾被送往在朝鮮半島的一個親戚家生活，兒玉的親姐姐后來也嫁往朝鮮半島。兒玉回到日本，從“京城商業專門學校”畢業后，一度當了一段時間工人。這位“國士”兒玉譽士夫，是不是真的智勇雙全值得商榷，但作為二戰前侵略性極強又好斗的日本右翼“行動派”代表人物，他對於暴力的崇拜和喜好是毋庸置疑的。

1931年（昭和6年），時任大藏省大臣井上准之助因為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大幅壓縮軍費得罪了日本軍部。受右翼思潮控制的輿論一邊倒地將日本經濟遇到的困難、國內國民生活的困苦都歸咎於犬養毅政府，特別是井上這個主管經濟的大藏大臣。年僅20歲的兒玉譽士夫給井上准之助寄去過一封附著短刀的信稱，“這把刀是用來護身，還是用來切腹自裁，請自由決斷”，言下之意：與其被我們刺殺，不如你自己自殺算了。因為這封威脅信兒玉被判入獄5個月。出獄后不久，兒玉譽士夫又糾結右翼組織“天行會•獨立青年會”的一幫同伙，計劃先用炸藥炸掉東京的發電站，再乘黑暗殺掉當時的政府政要，實現政變的目的。結果在准備手榴彈時發生意外爆炸，兒玉逃走后遭人舉報，在藏身之所被警察包圍，他用手槍自殺未遂身負重傷，隨后被判處4年6個月有期徒刑。

執掌兒玉機關時的兒玉士夫（右）

這個時期的日本，瘋狂而偏執。隻要打著“忠於天皇”的旗號，披上“愛國主義”的外衣，殺人、侵略等一切非法行為都會獲得狂熱的擁戴。遭兒玉威脅的井上准之助最終還是於1932年3月被右翼政治團體“血盟團”暗殺，同年5月犬養毅首相在自己家被山岸宏、三上卓等11名海軍年輕士官槍殺。日本國民不但不譴責暴力，還通過“上血書”、“寄手指”等方式為11名士官請願，要求從輕發落這些“愛國”青年。在此背景下，兒玉譽士夫的恐怖行徑，也沒有遭到譴責，反而被視為“忠君愛國”的表現，一舉奠定了他在“行動派”右翼中的地位。

二戰結束后兒玉譽士夫也沒有放棄自己對於暴力的“信仰”。1959年（昭和34年），兒玉曾與獄友岸信介約定，后者將在辭職后把首相寶座交給兒玉的“好友”大野伴睦。然而在后來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岸信介實際支持的是池田勇人。兒玉譽士夫大怒，派出受自己控制的右翼政治團體“大化會”原會員荒牧退助在新首相就任慶祝儀式上試圖刺殺岸信介未遂。二戰后兒玉譽士夫還曾試圖以“東亞同友會”的名義將日本國內的黑社會組織都統合起來，港台警匪片中經常出現的日本黑社會組織“山口組”反對此設想，結果，兒玉譽士夫又派出其控制的東聲會會員木下陸男槍殺山口組重要人物田中清玄，導致田中受重傷。其實說起來，山口組二戰后的“中興”還與兒玉的幫助密不可分，所以他才會對於山口組“忘恩負義”、“不聽招呼”感到怒不可遏。山口組起源於日本港口城市神戶的碼頭工人地下組織，其第一代領導人山口春吉和第二代領導人山口登都非常注意構建在執法者中的“人脈關系”，仗著有“保護傘”的優勢，不斷吞並神戶港內的大小組織，擴大自己的勢力。二戰期間，日本軍部對國內的地下組織採取嚴厲鎮壓政策。在日本軍部這個最大的“專業黑社會”面前，山口組等“民間業余選手”統統死光光。到1943年，山口組隻剩下約30多名成員，其第三代領導人田岡一雄還是靠著日本皇紀2600年紀念活動中的大赦才得以逃出生天。二戰結束后，日本港口勞動工人大多數都是共產黨的支持者，不願意為美軍搬運物資。美國方面就讓兒玉譽士夫想辦法解決這個難題。兒玉找到了在神戶港當“大哥”的田岡一雄。如此一來，山口組傍上了美軍這根日本最粗的“大腿”，並從壟斷神戶港的物資搬運權開始了所謂“中興之路”。話說當兒玉譽士夫找到田岡一雄的時候，這個哥們手底下才不過30多人，完全是處於風雨飄搖最困難的時期，兒玉譽士夫也因此自認為對山口組有恩。

回到兒玉譽士夫，說起來他對暴力的痴迷雖然一以貫之，但二戰前后的兒玉還是發生了很大變化的——從軍國主義狂熱分子變成了一個事實上的黑社會帶頭大哥！兒玉身上所體現出的“行動派”右翼對“任俠系”黑社會的滲透和統合，其實恰恰代表了二戰后日本右翼和黑社會發展變化的趨勢。1936年從監獄放出來后，兒玉譽士夫旋即加入了右翼政治團體“國粹大眾黨”。1937年，他獲得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河相達夫的賞識，逐漸開始介入對中國的情報特務工作。淞滬會戰后日軍侵佔上海，兒玉譽士夫受海軍委托在上海建立特務情報組織，這也成為他聚斂財富、建立貫穿日本政經兩屆人脈的起點。獲得了日本政府和軍部支持的兒玉，年僅27歲就指揮著一個可以對中國人生殺予奪的特務組織——“兒玉機關”。據美國陸軍情報部的內部報告，兒玉機關當時在上海不但插足鹽鐵交易，強佔礦產資源、農場、養魚場等，還經營秘密武器工廠，甚至販賣海洛因。其所擁有的財富，一度達到了驚人的1.7億美元。日本憲兵還曾經因兒玉中飽私囊太過分而將其逮捕入獄。但由於得到當時日本右翼元老、神風敢死隊首倡者大西瀧治郎海軍中將的庇護，兒玉很快就被放了出來。1942年他還煞有介事地參加了日本第21回眾議院議員的選舉，在東京5區的所有候選人中得票率位列第8位。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二戰前的兒玉，仍然只是一個標准的行動派右翼分子，盡管崇尚暴力，且與某些黑社會人物關系不錯，但卻沒有明確証據表明兒玉已經開始滲透並控制黑社會組織。他所掌握的兒玉機關，也還是一個拿編制、有經費的正規特務組織。

二戰后，美國佔領軍當局一度非常積極地打擊極端國家主義，摧毀日本“行動派”右翼極端勢力的組織，明確戰前曾在政府機關出任公職的右翼政治家不得擔任任何公職。多數右翼政治團體被強行解散，一度有煙消雲散的趨勢。然而，由於中國等二戰中備受日本軍國主義戕害的國家並沒有獲得應有的尊重和話語權，戰后日本的戰爭責任清算工作完全被美國一國利益所左右。昭和電工案后，美國佔領軍當局擔心日本社會黨、日本共產黨等進步力量借助工人運動的力量掌握政權，影響自己的防共反共大業，竟然將盟軍統帥部的首要政策目標從遏制軍國主義變成了反共，負責反共情報工作的盟軍總部參謀二部（G2）逐步掌握了對日政策的主導權。參謀二部部長查爾斯•安德魯•威洛比（Charles Andrew Willoughby）與日本右翼走得也比較近，曾遭打擊的日本右翼政治力量馬上死灰復燃，借機抬頭。1952年（昭和27年），時任法務總裁木村篤太郎就以反共的名義提出，要撥專款3億日元建立一支忠於日本右翼政治力量的“二十萬人拔刀隊拔刀隊”。這一構想，雖然由於時任首相吉田茂的強烈反對而最終流產，但木村等人卻轉而借助“任俠系”日本黑社會組織的力量。據說，為了獲得黑社會的“協力”，木村向黑社會老大提出了“今后對於賭博犯罪，隻要不是現行犯，就一律不管”的條件作為交換。

日本的“行動派”右翼團體和“任俠系”黑社會組織，這兩個中國人聽起來可能覺得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東西其實有很多共同點：“行動派”右翼鼓勵個人“敢想敢干”，通過暴力實現極端國家主義的政治訴求，其邏輯非常簡單血腥——“不喜歡支持孫中山的首相犬養毅沒問題，殺上門去砍了那個老頭，然后大喊幾聲天皇萬歲，你就是日本的英雄”﹔而后者則同樣崇拜天皇，將其視為黑社會組織的最高精神領袖。在“任俠系”黑社會組織內部的重要儀式上，那些作為見証人的黑社會大佬的背后或者頭上，總是會挂上寫著“天照皇大神”的條幅，頗有“天照皇大神（天皇）”才是這些宗教儀式的最終見証者的意味。在贊成使用暴力、鼓吹日本民族優越論等方面，“任俠系”黑社會與“行動派”右翼更是如出一轍。如果說兩者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行動派”右翼不屑於干一些“任俠系”黑社會組織所從事的開賭場妓院等事情，他們謀求的首先是國家權力，其次才是財富。一般來說，“行動派”右翼的財富來源相對更為“體面”，社交圈中政要名流多一些。而“任俠系”黑社會組織對於兒玉譽士夫這樣的右翼“行動派”，往往還心懷一種復雜而奇特的敬意，遇有黑社會組織發生內部沖突的時候，右翼大佬們常常以調停者的身份出現。這實際上也是二戰后右翼政治勢力滲透、統合黑社會組織的基礎。

二戰結束后，兒玉譽士夫一度被美國人作為甲級戰犯關進了監獄，他從上海搜刮回來的財富也面臨被沒收的危險。但和岸信介等其他日本甲級戰犯一樣，面對美國一方面不廢除天皇，另一方面強力彈壓右翼政治團體的兩手，都來了一個大變臉，轉而鼓吹“日美同盟”，聲稱隻有和美國合作才是日本未來的出路，表現出日本右翼徹頭徹尾“欺軟怕硬”的功利和現實。據說，從監獄放出來時，兒玉就已經在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了，專門負責幫助盟軍查獲被其他人隱匿的戰前日本軍用物資。然而，2007年3月12日，美國解禁的一份中央情報局對日機密文件中對於兒玉的評價很低——“幾乎不具備什麼收集情報的能力，是一個專業的騙子，唯一感興趣的就是撈錢”。

兒玉譽士夫將政治化“任俠系”黑社會團體與撈錢幾乎完美地結合了起來。例如，1959年（昭和34年），日本國內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斗爭，3月，134個進步社會團體召開大會，自發組成“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條約》國民會議”，當時日本國內幾乎所有的左翼進步力量全部參與進來。另外，日本右翼政治勢力也意識到了危機，成立“全日本愛國團體會議（下文稱全愛會）”，將當時比較活躍的日本右翼政治組織幾乎都統合起來，試圖與前者對抗。4月26日，“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條約》國民會議”展開第十五次全國統一行動，發動群眾請願、集會和示威。日本國會收到請願書17萬封，參加請願的人數達到330萬人次，成為日本歷史上“空前的大請願”。就在這樣的形勢下，美國方面卻提出總統艾森豪威爾將於6月19日訪日。由於日本警力已經完全用於應對游行、抗議和示威，如何確保艾森豪威爾的安全就成為讓岸信介政府非常棘手的難題。按照當時接待艾森豪威爾工作總負責人橋本登美三郎的計算，為確保艾森豪威爾的安全，需動員8萬人，以當時的警力狀況，缺口大約在4萬人。因此必須借助民間右翼團體和“任俠系”黑社會組織的力量。具體負責與“任俠系”黑社會組織各位大佬交涉、協調的，正是兒玉譽士夫。

但形勢的發展超出了岸信介內閣的預期。6月15日，580萬日本群眾參加抗議《日美安保條約》簽字活動，喊出了“反對艾森豪威爾訪日”的口號。當晚，7000名學生沖進國會，與3000名防暴警察發生沖突，年僅22歲的東京大學女學生、共產主義者同盟成員樺美智子死亡，日本國內矛盾空前激化。16日，迫於無奈，擔心無法確保美國總統安全的岸信介政府隻得向美方提出，請求艾森豪威爾延期訪日，最終艾森豪威爾取消了訪日的安排。《日美安保條約》採取自動延期的方式續約。如此一來，動員4萬民間右翼團體和“任俠系”黑社會也沒有必要了。但自民黨當時撥出的專項經費大約5億—6億日元卻不翼而飛，民間傳聞都稱是被兒玉譽士夫中飽私囊了。日本右翼內部為此專門召開過“真相究明會”，由於遭到兒玉等人的抵制，最后不了了之。一下子進賬幾個億，這樣的“愛國工作”，你說兒玉能沒有積極性嘛！

當然，撈了這麼一大筆錢的右翼黑幫分子也不太好意思啥也不干——給年輕人洗腦並喊打喊殺本來就是他們最拿手的。1960年10月12日，17歲的大日本愛國黨黨員山口二矢在東京日比谷會堂當眾刺殺了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血腥的鏡頭被電視攝像機抓拍下來。事后，人們在山口的學生裝口袋中發現了這樣一張紙條：“你，淺沼稻次郎，正在赤化日本。我並不恨你本人，但是你身處社會黨領導者的位置，在訪問中國的時候胡言亂語所謂“訪問中國的時候胡言亂語”，並且你就是沖擊國會事件的直接責任者，這一切，對於我來說，是絕對不能允許的！我要替天行道。”淺沼遇刺事件，對於描述戰后日本極右翼勢力成長黑社會化的軌跡來說，是一個有代表性的事件，日本街頭暴力團體，已經成為了右翼政治的核心力量，他們的主張很簡單，就是血腥鎮壓一切反對自己的聲音，包括當時如火如荼的左翼人民運動力量。唯一能讓這幫家伙暫時“安靜”的，就是武力更為強大的美國。否則，為什麼屢屢發生美軍士兵強奸日本女性事件，卻從沒有聽說哪個右翼青年沖進沖繩的美軍基地去惹是生非的呢？

淺沼在公開場合被右翼分子用長刀刺死

此后，羽翼漸豐的兒玉開始不怎麼買那些右翼老人的賬，還高調退出全愛會，將那些比較年輕的日本右翼分子拉攏在自己身邊成立了所謂的“愛國青年會議”，不久后改名為“青年思想研究會（下文稱青思會）”。青思會中，包括高橋正義領導的“日之丸青年隊”、筑紫次郎領導的“日本革新黨”、西山幸輝領導的“昭和維新聯盟”、福田進領導的“防共挺身隊”、北上清五郎領導的“大日本生產黨”等右翼組織。青思會也被稱為“兒玉軍團”，由於這些組織的成員比較年輕，敢打敢殺，實力較強。據說在洛克希德案發前，日本右翼分子不分年齡大小、資歷深淺，都不敢在兒玉譽士夫面前說半個不字。

另外，兒玉還將國內“任俠系”黑社會組織以右翼政治團體的名義包裝、統合起來。如前所述，由於“山口組”的反對，兒玉沒有實現統一全日本“任俠系”黑社會組織的目的，隻得退而求其次，於1963年將活躍在日本關東地區的黑社會組織統一起來，成立所謂的“關東會”，其中包括鬆葉會、住吉會、國粹會、錦政會、東聲會和北星會等。要說兒玉裝模作樣的毛病一到得意的時候就會顯露出來。那些老牌的右翼大佬本來就已經對兒玉自立門戶的做法非常不滿了，他竟然還在關東會成立儀式上公開批評自民黨派閥林立，並與一幫黑社會大哥聯名寫了一封題為“請即刻停止自民黨內部的派閥斗爭”的警告信，日本參眾兩院議員人手一份。也許，兒玉如此作為只是為了使日本國民覺得關東會是一個有政治理想和抱負的右翼政治組織，而不是黑社會集團吧。但黑的就是黑的，再怎麼裝也欺騙不了世人，加上右翼老人、自民黨高層都對兒玉罔顧自己感受的囂張十分不滿。因此日本政府以這封信為契機，於1964年1月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打擊黑社會暴力團體”專項行動。一時間，關於兒玉譽士夫極有可能被捕的傳言四起，“兒玉軍團”很是蟄伏了一段時間，他本人也因此認識到，為黑社會團體披上“合法外衣”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地下王國”的發展不能越過一定的限度，必須與掌權的右翼政治勢力合作而不是挑戰他們的權威，否則就可能引發眾怒，遭遇滅頂之災。

認清這一道理后，兒玉譽士夫開始積極行動起來。一方面，推動“兒玉軍團”加快披上右翼政治團體的外衣。1967年（昭和42年），由兒玉譽士夫等黑社會大佬組成的“交風俱樂部”開設所謂的“日本青年講座”，致力於培養新一代“右翼青年領袖”。教授的課程既有傳統黑社會的必修課“武斗訓練”，又適應新形勢開設了如何運用媒體（包括如何撰寫日本流行的周刊雜志文章）方面的課程。另一方面，他還推動自己下屬的各個不同黑社會團體改變過去的斂財方式，不再直接依靠暴力斂財，而是以暴力為依托，積極地進入土木建設、“娛樂業”、房地產中介等產業。

另外，除了通過相對較為初級的“暴力團體公司化”方式來實現轉型外，以兒玉譽士夫為首的黑社會組織還通過插手控制“總會屋”將自己的影響力擴展到了日本的經濟領域，在財源上逐步擺脫了對右翼政治團體捐贈、施舍的依賴，具備了從公司企業身上聚斂搜刮財富的“造血”功能。

1977年6月2日東京地方法院審判洛克希德案時出庭的兒玉譽士夫

有人說，兒玉譽士夫青年時代靠“軍界”關系混，中年時代靠“政界”關系混，晚年卻混跡“財界”，真正的是日本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三棲明星”。他身上集中體現了“行動派”右翼勢力和“任俠系”黑社會組織二戰后的合作、統合與斗爭。也正因為兒玉所具有的影響力，洛克希德公司希望打開日本的民用航空市場時，才會找他做中間人。洛克希德案發后，兒玉譽士夫作為掌握核心情況的當事人，卻一直稱病臥床拒絕合作。1976年2月，日本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決定傳訊兒玉，他稱病在家臥床，不久后檢方也是在“東京女子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的病床前訊問的兒玉。日本輿論普遍對檢方未對兒玉採取進一步的強制措施表示不滿。1976年3月，因為對兒玉“出賣國家利益”與“英美鬼畜”合作不滿的前野光保企圖利用放置了大量爆炸物的小型遙控飛機將在家“養病”的兒玉炸死。兒玉恰好沒在自己的臥室休息而僥幸逃過一劫。一生提倡暴力的兒玉，這一次也嘗到了暴力的苦頭，不能不說是一種諷刺。1976年3月，檢方以涉嫌違反外匯法和所得稅法對兒玉提起起訴，兒玉再次稱病，原定於1977年6月進行的審判不得不延期。1980年，兒玉住院，1984年1月，時年72歲的兒玉因病去世，對他的司法追訴也因此中止。

但日本“行動派”右翼政治勢力與“任俠系”黑社會團體的“合流”趨勢並沒有隨著兒玉譽士夫的死去而有任何停滯。去過靖國神社的人會發現，每到所謂的“大祭”，就會有一個奇特的現象，那就是靖國神社裡面既有穿著體面的議員政客，又會有很多穿著日本軍服甚至納粹軍服的人出沒。這些人往往既不是所謂的戰亡者家屬，也不是一般的日本國民，而是帶有黑社會組織背景的右翼分子。2006年8月15日，小泉純一郎不顧亞洲其他國家人民的反對再次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8月16日自民黨原干事長加藤弘一對此提出了批評意見。令人震驚的是，當天傍晚他位於山形縣鶴田市的老家就被一個65歲的東京右翼組織成員放火燒毀，加藤弘一時年95歲的老母親因正巧外出散步而免遭殺身之禍。有人提出不同意見立馬又拔刀殺人（1960年淺沼稻次郎被刺殺）又澆汽油燒房子的，除了黑社會，還有其他人能干得出來嗎？更加令人不安的是，這樣的暴力行為在二戰后的日本，依然時不時能夠得到一些政經高層明目張膽的支持和鼓勵。例如，1960年10月12日，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被極端右翼分子當眾用長刀刺死后，時任東芝公司社長、日本經團聯會長的石坂泰三不但不感到震驚和反思，反而向媒體表示：“暴力行為雖然不好，但是沒腦子（no intelligence）的右翼青年因為淺沼領導安保斗爭等行為而感到苦惱，所以才會發生這樣的事件，我也不是不能理解這位青年的心情”，言下之意，執掌日本經濟界牛耳的石坂泰三，竟然和這位17歲的恐怖分子很有共鳴，是他的知音！說實話，作為一個學習過法律的人，筆者確實不主張激烈的反日行為，但對於石坂泰三這樣的人領導的公司，但凡是中國人，又怎麼可能不覺得危險、恐怖和反感呢？對於其生產的產品，用起來怎麼會不感覺到雙手沾血，內心別扭呢？這樣的一個日本，一旦修改了戰后的和平憲法，又怎麼可能不讓那些曾經被其侵略過的國家憂心忡忡呢？

2006年8月15日筆者在靖國神社內拍到的身穿日本軍服和納粹軍服的人

日本右翼政治勢力二戰前為了發動對外侵略戰爭、二戰后為了對付進步群眾運動，積極整合所謂的“任俠系”黑社會勢力，這一不尋常的努力對日本的政治生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目前，在全世界所有發達國家中，隻有日本以“結社自由”的名義，明確公開承認暴力團的合法地位，甚至拒不承認山口組等暴力團是嚴格意義上的“黑社會”。山口組等暴力團也積極配合，不但自稱是忠君愛國的“天皇子民”，還努力推進自身的社團化和合法化。據說，山口組位於神戶市的總部外面挂了一個“社區友好宣言”稱：不允許使用童工，不販毒，也不亂扔煙頭。遇有重大自然災害時，暴力團還會積極投身救災活動，1995年的神戶地震災害和2011年日本的“3·11”大地震中，山口組都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進行救災。所有這些，都增加了日本黑社會組織的欺騙性。但無論如何，其資金來源仍然離不開非法行當，即便真的從事合法的生意也離不開暴力的后盾和支持。以日本的“消費者金融”（無需擔保的小額信貸業務）為例，其特點就是貸款方便，表面上看起來條件非常優惠，但實際卻是利用日本法律規定的漏洞在從事准高利貸生意。2010年，日本TBS電視台還專門推出了一部描寫相關題材的“深夜電視劇”《暗金丑島君》。事實上，從事這一塊生意的不少是有暴力團背景的“財務公司”。一般來說，敢借高利貸的日本人，不是窮瘋了，就是混不吝，這樣的人一旦借了錢，很可能是無法按時還錢的，然而，有暴力團背景的公司卻不會擔心這些，因為他們有足夠多的“方法”能夠把這些錢給“榨”出來。

今后，將可能長期面對人口萎縮、經濟不振、右翼思想重新抬頭局面的日本還能牢牢地控制住這些黑社會力量嗎？這支政治力量會不會成為東亞和平潛在的威脅？美國二戰后在對日政策上重現實利益而輕對錯正義，並沒有真正清算極端民族主義的流毒，一旦其對日影響力和控制力下降，會不會養虎為患？但願，這些都是筆者的杞人憂天吧。

圖為反對修改戰后和平憲法的民眾在集會示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