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被美國人打倒的傳奇首相田中角榮——洛克希德公司跨國行賄案

從拘留所裡面出來后，田中角榮又擔任了眾議院商工委員會委員長、郵政大臣、自民黨政調會長、大藏大臣、自民黨干事長、通產大臣等職務，其在籌措資金、制定選舉策略，與選民打成一片等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才能，令黨內大佬也另眼相看。

春風得意的田中角榮

春風得意的田中角榮1957年，年僅39歲的田中角榮出任岸信介內閣的郵政大臣。日本的郵政大臣不僅管理郵政部門，還管著電視廣播，算是實權部門。作為日本歷史上最年輕的“部委‘一把手’”，田中角榮可算是銳意創新，敢做敢當。特別是在鎮壓工運方面，他一手硬一手軟，獲得了日本保守政治力量的好評：硬的一手，田中上任第一天就摘掉了郵政工會“全遞”挂在郵政省門口的招牌，后來又處分了1/10的工會會員﹔軟的一手，田中首開大臣親自會見工會代表的先河，還自己動手給日本郵政系統全體員工寫信做說服工作。“全遞”在與田中角榮的較量中，基本可以說是完敗。但另一方面田中角榮在任郵政大臣期間，也准確把握住時代潮流，一口氣批准了43個電視台、站，對日本電視及相關產業的發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積極影響。

池田內閣成立后，田中角榮不再擔任內閣大臣職務，轉而專心自民黨黨內事務，擔任了自民黨三巨頭之一的“政務調查會長”。在此期間，田中角榮成功地解決了日本醫師協會威脅罷工事件。當時任日本醫師協會會長的武見太郎本人是主治醫師、社會知名人士，同吉田茂有姻親關系，並與許多大政治家過往甚密。憑著這樣一種背景，武見太郎經常越過主管省廳（厚生省）與執政的自民黨直接交涉，厚生省的官僚為此對醫師協會意見極大。田中角榮在這次交涉過程中，不卑不亢、據理力爭，將談判一直持續到醫師協會威脅罷工的前一天，最后關頭田中才拿出自己擬訂的方案替代了厚生省提出的方案，既沒有激化與醫師協會的矛盾，又成功地維護了自己在官僚心目中的形象。

1962年7月開始，田中角榮獲任日本內閣中最重要部門之一——大藏省的“一把手”。作為一個高小畢業生，田中能不能鎮住大藏省這幫高才生，並帶領他們作出一番事業呢？當時的輿論普遍抱有疑問。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的父親鳩山威一郎那個時候就是大藏省的一名官僚，由於他家世比較好，又是東京大學前身東京帝國大學的高才生，所以一幫子東大畢業的大藏省官僚就經常去他家聚會喝酒。鳩山由紀夫的哥哥鳩山邦夫親耳聽到這些人議論：“他（角榮）隻有小學文化水平，竟來做我們省的大臣，簡直讓人不能容忍！”然而沒過幾個月，這些人都成了角榮的“信徒”。當時還是中學生的鳩山邦夫親眼目睹這種變化，對田中角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學畢業后，家世淵源深厚的鳩山邦夫立志要成為田中角榮的秘書，經歷了三個月的等待，田中角榮才答應了他的請求。

1962年9月，新任大藏省大臣的田中角榮作為日本政府代表去華盛頓出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十七次年會，隻有高小水平的他大著膽子用英文發表演講，意想不到的是獲得了滿堂彩。田中角榮還苦學財政金融方面的知識，出眾的記憶力使得他對於數字、人名、地名過目不忘。在與新聞記者打交道的過程中，他的這一特點為自己贏得了“推土機式的計算機”的稱號，很快讓那些名校畢業的下級心服口服。擔任大藏省大臣的經歷，對田中角榮而言是難能可貴的，既使他具備了擔任首相必需的經濟金融知識，積累了更高的人望，同時也與那些真正掌控日本經濟命脈的大企業家、大金融家建立起更為緊密的關系。

在輔佐池田勇人、佐藤榮作執政期間，田中角榮繼續採取強硬立場，做了幾件讓美國人和日本保守政治勢力叫好的事情。他先是利用自民黨在參眾兩院的優勢地位，以不正常的手段搞突然襲擊通過《日韓基本關系條約》，在朝鮮半島仍然處於分裂狀態的情況下，單獨與韓國簽訂協議建交，實現了美國加強東亞反共力量，組織美日韓聯盟的戰略意圖。1968年東大醫學部學生罷課鬧學潮事件發生后，田中積極推動國會通過強硬的《關於大學運營的歷史措施法案》，規定“文部大臣在學潮持續9個月以上的情況下，有權決定停止該校的教學和科研﹔如果關閉學校3個月之后學潮仍不平息，將注銷該校”。如這一法案通過，則那些積極投身學潮的學生與其他不怎麼熱心政治，又繼承日本傳統文化“愛校如家”的學生勢必對立起來，社會黨、共產黨等在野黨明確反對這一旨在制造學生內部矛盾的法案，但自民黨議員以起立表決的方式強行通過了法案。

佐藤榮作與尼克鬆合影

在田中角榮擔任干事長期間，自民黨在國會先后搞了20次“單獨表決”（其他黨派和無所屬議員全部退席表示抗議），其中眾議院15次，參議院5次。日本輿論將此屆國會稱為“異常國會”。

就在田中角榮等人為首的自民黨因為立場強硬保守而飽受反對黨和輿論批評時，新一屆的日本國會選舉於1969年12月27日舉行。為了在選舉中獲勝，田中角榮在政策上大做文章。自民黨在《選舉公約》中吸收了不少社會黨人在經濟、社會福利方面的主張，提出了穩定物價、減稅等十大政綱，同時，佐藤榮作積極和美國交涉，爭取尼克鬆總統發表了將於1972年歸還沖繩的聲明。由於選舉日期正值新年臨近，很多選民都忙著回家過年，此次國會議員選舉的投票率隻有68.51%。但就是在這樣一種形勢下，自民黨卻取得了空前的勝利，總議席超過了300席，是二戰后最高的。反觀最大的反對黨社會黨，其議席減少44席，僅佔90席，連自民黨的1/3都不到，說是徹底“慘敗”也不過分。

這次大選的政治影響深遠。由於其是發生在自民黨“國會‘暴走’（胡來、獨斷專行）”，大搞獨立表決背景下的，前期強硬的立場經受住了選舉的考驗，自民黨政權的統治地位大大加強了。田中角榮等人也充分意識到，雖然在平息東大學潮運動過程中城市中一度輿情洶洶，但隻要鞏固住有明確利益訴求的“行業性組織”——農民、建筑業者等的支持，自民黨的執政地位就不會受到太大的威脅。田中角榮身體力行的“利益誘導型政治”恰恰是鎮黨之寶。而缺乏執政資源的社會黨，由於無法通過投桃報李的方式鞏固支持團體，其主張中很多“現實可行”的部分又不斷被自民黨“借鑒吸收”，逐漸在日本戰后經濟崛起、社會貧富分化逐步縮小的背景下被邊緣化，成為了一支牽制有余、奪取政權沒戲的政治力量。日本共產黨的日子就更難過一些，在1968年的學運開始時，由於受國際共運“中蘇論戰”的影響，日共高層沒有堅定地和這些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的學生站在一起，甚至還公開批評他們，結果拱手把運動的領導權讓給了社會黨，導致了自身支持力量的流失，這些學生領袖后來很多成為新聞記者，其中一些人甚至還因此對日本共產黨始終抱有敵意。

不過，福兮禍所伏，物極必反。反對黨被削弱、“利益誘導型政治”行之有效對自民黨乃至對田中角榮本人而言當時雖然是好事，但也讓田中角榮和以他為代表的自民黨高層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最終埋下了田中本人受審獲罪，自民黨失去人心和政權的禍根。

1970年10月20日，佐藤榮作第四次當選自民黨總裁。田中角榮和福田赳夫兩人在自民黨中脫穎而出，成為最有希望接替佐藤出任首相的政治家。佐藤榮作當時較為中意的實際上是福田赳夫，為防止田中進一步坐大干擾自己的意圖，佐藤以地方選舉失利為名，將田中從自民黨干事長調整為通商產業大臣。1971年7月5日田中角榮上任時，日美紡織品摩擦正如火如荼，而兩個月后就將召開日美貿易經濟聯合委員會會議。在田中之前，后來均出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和“宮澤喜一”先后出任通產相，他們倆為對美紡織品出口問題傷透了腦筋，但最后均未解決好這一復雜難題。日本輿論界干脆把通產大臣稱為“紡織品大臣”。

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日美貿易爭端日益激烈。圖為時代周刊1971年、1987年兩期反映這一主題的封面

田中角榮上任后，堅決貫徹自己的意圖，認為日本在紡織品方面作出讓步不可避免，應以此為談判籌碼說服美國“同意返還沖繩”，並放鬆對日本其他產品的進口限制。他拿出了大平正芳和宮澤喜一所沒有的果敢手腕，僅用三個月就徹底解決了日美紡織品出口爭端問題。雖然日本國內的紡織業者多有不滿，但事后來看田中的策略有助於日本經濟的轉型升級——在附加值低的紡織品出口上貌似輸了一著，卻優化了其他行業的對美出口環境，緩和了日美貿易矛盾，對日本經濟的沖擊並沒有預想的大。田中角榮再一次証明了自己的判斷力和決斷力，為自己加了一分。

總的來看，無論我們如何評價田中角榮本人的階級立場，他在擔任大藏大臣、自民黨干事長和通產大臣期間，所展現出的個人魅力和政治能力，都是可圈可點的。加上田中角榮善用“金權政治”，其派閥首領勢力不斷擴張，以至於到1972年佐藤派正式分裂為田中派和福田派時，前者擁有議員82人，后者僅22人，黨內其他派閥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人均傾向於支持田中。基於自己對自民黨黨內政治的理解，田中角榮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四分之一理論”，既隻要掌握自民黨政治力量的1/4，就大致可以在自民黨內擁有決定性的話語權。果不其然，在后來舉行的黨內大選中，田中角榮盡管沒有獲得原派閥領袖佐藤榮作的支持，依然以絕對優勢順利當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