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被美国人打倒的传奇首相田中角荣——洛克希德公司跨国行贿案

检察机关在逮捕田中角荣的同时，也逮捕了他称病住院的秘书榎本敏夫，并带到东京地检特搜部开始突击询问。榎本敏夫出生于东京的一个平民家庭，1961年成为田中角荣经营的日本电建公司的总务部长，1964年日本电建被出售给小佐野贤治后，榎本离开公司，变成了田中的贴身秘书，与控制田中政治后援团“越山会”的“女王”佐藤昭子一起帮田中角荣打理政治献金等见不得光的事务。

案发前，榎本本人已经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与佐藤昭子一起销毁了有关的财务记录、行车记录等，并远赴中国香港休假疗养。然而，缺乏“专业人士”指导的榎本在与检察官的较量中，还是很快败下阵来。据榎本本人事后在法庭上表示，负责此案的特搜部检察官为了让其形成田中角荣已经交代的错觉，故意在审讯时将一份印有大标题《田中自白》的报纸掠过他的面前，造成其心理防线崩溃，向检方交代了自己分四次接受丸红综合商社专务（董事）伊藤宏5亿日元的事实。但重压之下的榎本敏夫仍然坚守一条底线，拒绝承认这些钱与洛克希德公司的采购有关，只承认接受政治献金，没有松口承认是“收钱帮人办事”的贿金。这5亿日元运到田中角荣的官邸后，榎本按照田中的授意，向参选国会参议员的26名候选人每人派发2000万日元。这26人不仅包括田中派候选人，还有其他派阀和一些无派阀的候选人。榎本向这些人交付竞选资金的地点主要是田中的事务所——砂防会馆，也有一些是送上门去在议员会馆和候选人的个人事务所交给他们的。

根据榎本的供述，1976年7月31日、8月1日检方又两次传讯了田中角荣的司机笠原正则。作为一名司机，正则虽然不了解具体情况，但其证言却可以佐证榎本关于在某时某地见过伊藤宏等人的供述。两人的供述基本吻合，就构成了一个闭合的完整证据链条。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大喜过望，竟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那就是没有对关键性证人之一的笠原正则采取任何人身保护或者监控措施，传讯完之后就让他回家了。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笠原正则还以“一些细节仍需回家再仔细想想”将尚未签字确认的询问笔录都带走了。8月2日，笠原正则被人发现死在汽车中。警方调查后认定，正当壮年的笠原正则（42岁）身上没有外伤，也没有药物反应，属于自杀。检方随即发表声明：此事对于案件侦查影响不大。不过事后证明，笠原之死成为整个洛克希德案至今仍然存在争论的关键转折点。

是啊，作为一个从基层一步步走上首相宝座的政治家和自民党最大派阀的掌门人，田中角荣有那么容易服输吗？他的个人性格特点就是毅力惊人，百折不挠。面对收受洛克希德公司贿赂的指控和党内党外空前高涨的反对声音，田中角荣并没有放弃，而是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反击战”。这一战，就是十几年。当三木武夫等人早已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田中角荣还“奋斗”在一线，直到被义子小泽一郎和左膀右臂竹下登等人背叛，因脑梗阻而不得不退出政界为止。可以说，田中角荣剩下来的所有人生岁月都被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所占据，他此后的政治活动，都围绕着“洗清嫌疑，东山再起”这一目标来开展。日本法院先后三次判决田中受贿，但田中本人至死没有承认（终审判决前田中已经去世），日本有人至今不服。无论洛克希德案真相如何，田中角荣身上的这样一份执着和顽强，是令人唏嘘的。

8月17日，田中角荣按照法律规定拿出2.3亿日元，将自己和秘书榎本敏夫都保释出来。虽然面对媒体田中一言不发，但他的“反击”却绝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平静。

首先，田中角荣致力于从政治上营造有利于自己的权力结构。离开看守所后，田中马上投身于推翻三木武夫政权的斗争。在他的运作下，曾指名三木武夫担任首相的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第一个跳出来指责“三木闹得太过分了”，“损害了日本的声誉”，要求他就洛案事件向国民道歉，不再越权直指过问指挥案件的调查，完全交由司法机关独立处理，立即整党并辞职。面对党内压力的三木武夫借助报纸专栏等工具，在舆论声援下进行反击。椎名被指有试图“掩盖洛克希德案件”之嫌，不得不退回幕后。但三木武夫这种将党内矛盾公开化的做法却得罪了几乎党内所有较大的派阀，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人都先后加入反三木联盟，就连本来坚决反对田中角荣的福田赳夫也“冷眼旁观”，不愿与三木联手，实际采取了配合反三木联盟的立场。

三木武夫

尽管党内反对声不绝于耳，三木武夫却拒绝辞职。为“绝地反击”，除继续在报纸专栏撰写文章号召建立“绿色干净的政治”，争取舆论支持外，8月24日他联合党内6个小派阀的力量成立“举党体制确立协议会”，宣布将致力于打破党内派阀林立、各自为政的局面。9月，三木武夫对内阁进行改组，田中派仅一人入阁担任相对不那么重要的科学技术厅长官，成为最大输家。1976年12月5日，由于任期届满，众议院迎来了一次议员改选，受洛克希德案影响的自民党失去了8个议席。希望能够与田中角荣“切割”的三木武夫的种种努力未获选民认可，内外交困的他只得宣布为选举失败负责，辞去首相职务。福田赳夫继任，成为自民党总裁、日本第67任首相。

三木武夫辞职后，田中面临的政治环境逐步得到了“改善”。如果说福田赳夫作为田中角荣的老对手与其多少还保持了一定“距离”，依然较为积极地推进洛克希德案的侦查和审判的话，此后的连续四任日本首相都因与田中派政治势力“联姻”而对洛克希德案态度“暧昧”：1976年大平正芳内阁被称为“大角联合政权”，1979年大平正芳第二次组阁被称为“田中角影内阁”，1980年铃木善幸内阁被称为“直角内阁”，1982年中曾根康弘第一次组阁被称为“田中曾根内阁”，这其中出现的“角”或“田”字，指的就是田中角荣。通过与其他势力不如本派的派阀联合，躲在幕后的田中角荣牢牢地掌控着连续几任内阁法务大臣的人选——他们不是公开认为田中角荣无罪，就是严厉指责控方关键证人的言论“有违人伦”，这些在后面具体描述控辩双方交锋时会谈及。

有学者认为，从大平正芳内阁开始，洛克希德案的审判是对田中有利时就开庭，不利时就不开庭，结果才搞得如此旷日持久。前面提到过的记者、评论家立花隆对此非常不满，“一个无党派议员，一个受贿案的被告人，竟然可以统领自民党内最大的派别，执自民党之牛耳，决定自民党总裁人选，实在是常识无法接受的怪现象”。但田中的这一策略也存在严重的隐患。为维护自己派阀领袖的地位，也为了和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等人做“交易”，一心想打赢官司，证明自己清白无罪，甚至还想东山再起出任总理大臣的田中角荣不允许本派其他政治家出马竞选首相。如此一来，只要洛克希德案不结束，田中派作为最高峰拥有118名参众两院议员的自民党第一大派，就永远是无法推选候选人竞选首相并执政的党内“在野派”。刚开始大家还不敢说什么，但时间一长，很多具有实力的年轻政治家逐渐对此产生不满，埋下了田中派大分裂的伏笔。

其次，田中不惜血本建立了一个阵容强大的辩护团队。日本最高法院原法官草鹿浅之介、大阪高级法院原院长新关胜芳等司法界知名人士都被请来帮助拟定辩护策略。田中角荣本人也仔细回忆事件经过，与律师团商量研究问答口径。从事后庭审的过程来看，当时田中角荣和其律师团就确定了要逐字逐句，针对每一个事实与检方针锋相对开展辩驳的策略。应该说，采取这样一种正面对抗的策略，其所需花费的资金和人力物力成本，是非常庞大的。而对在第一轮与检方交手中吃了大亏的榎本，田中也专门安排曾任职检察机关的律师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1977年1月27日，在检方逮捕田中角荣半年后，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公开审理洛克希德案。此时，三木武夫内阁已经于一个月前辞职，主政日本的是田中角荣的老对手福田赳夫。庭审上午10时开始，检方先是花了大约3个半小时宣读冗长的起诉书，随后，田中角荣本人在“被告人申诉”环节，不但否认了检方对他的所有指控，还大打感情牌，一会儿慷慨陈词，一会儿哽咽落泪，整个法庭都被他感染了。在一个半小时的陈述中，田中表示，自己虽然清白，但却深感愧对家乡父老和日本国民。作为前总理大臣，被起诉本身就是最大的过错，希望能够通过努力，洗清罪名，挽回国家和党的荣誉，以此报答那些始终支持和信任自己的人。田中陈述结束后，检方又出示了200多件证人证言和其他证物。下午5时左右，万众瞩目的洛克希德案第一次公审就在这样一种各说各话的情况下结束了。

1977年12月3日，对田中角荣秘书榎本敏夫的审判开始了。重新面对检察官时，榎本已经没有了当初的紧张和慌乱，他沉着反驳，完全不承认接受过5亿日元。面对检方出示的自己签过字的口供，榎本表示，检察官当时故意将一张印有“田中自白”大字标题的报纸带进询问室，看到报纸后自己误认为“（田中）先生为了顾全大局，哪怕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也承认了”，因此也跟着承认了收受5亿日元这一不存在的事实。榎本这样做不但是当庭翻供，而且还反过来指责检察院存在“诱供”嫌疑。对于检方来说，一旦法庭认定榎本敏夫确属在“诱供”之下做出了不实陈述，不但整个洛克希德案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逆转，东京地检特搜部的相关负责人也可能因此陷入困境，反贪精英被打上“诱供能手”的烙印，其后果可想而知。也正因为如此，东京地检的起诉团队毫不示弱，见招拆招，找来当年那张印有“田中自白”大字标题的报纸，比对报纸出版日期与榎本在询问口供上签字的日期后表示，由于口供签字日期早于报纸出版日期，因此榎本不可能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被诱供的。而榎本则否认自己看到的就是检方找来的这张报纸。

在随后的125次庭审中，田中角荣辩护团队不断就检方起诉书和证据材料中的细节问题提出反驳。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是，检方起诉书中所提到的受贿地点存在明显瑕疵。根据检方的起诉书，5亿日元是由丸红公司时任专务（董事）伊藤宏分4次交给“榎本敏夫”的：①1973年8月10日下午14时20分左右，伊藤宏于停在英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道路上的轿车中将钱交给了榎本敏夫；②1973年10月12日下午14时30分左右，伊藤宏在自己住宅附近的公用电话亭前将钱交给了榎本敏夫；③1974年1月21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伊藤宏在Okura酒店的停车场将钱交给了榎本敏夫；④1974年3月1日上午8时左右，伊藤宏在自己家里将钱交给了榎本敏夫。

关于第一次行贿的地点，检方的说法是，根据田中角荣司机的行车记录，8月10日中午，榎本敏夫要去英国驻日大使馆附近的甜品店“村上开新堂”购买日式甜品，所以才会选择在这样一个并不十分隐秘的地点交付如此大额的现金。然而，辩方律师找来“村上开新堂”的老板娘村上寿美子当庭作证表示，8月10日，该店因为天气太热而关门停业了。关于第三次行贿的地点，辩方对起诉书中的指控提出了更多的质疑。首先，根据调查，1974年1月21日下午16时30分左右，Okura酒店停车场外的宴会厅正在举行政治家前尾繁三郎的后援团宴会，有很多政界财界要人出席，选择这样一个熟人遍地的“险地”交付巨额贿金，有违常理。而且，1月21日东京大雪，根据检方起诉书的说法，伊藤宏与榎本敏夫两人在雪地里站着聊了半个小时，这么冷的天，如此反常的行为，在榎本敏夫的司机和伊藤宏的司机松冈克浩的证词里面却都没有提到，实属难以理解。

为了证明榎本敏夫不可能在检方指定的时间内出现在其他两个地点，1981年4月，辩方律师团先后找来了专为榎本敏夫开车的司机清水孝士以及商人斋藤清志、参议员山崎龙男、原日本防卫厅长官山下元利等人，以证明在检方指控的时间榎本敏夫在其他地方出现过。清水孝士的出现和这么多有身份有地位的“名人”为榎本敏夫提供“不在场证据”让检方陷入了非常不利的地位。与辩方律师团的步步为营，逐个击破战略不同，急于取得突破的日本检方当时采取了许多“非常规”的做法，甚至派出警力监视作为辩方证人的松冈克浩和斋藤清志，并于开庭前将这两人带到东京地方检察院讯问。直接询问辩方证人，甚至对其进行人身限制，日后成为一些专家和媒体记者质疑洛克希德案存在“不公正”的重要理由之一。为了驳倒田中方面提出的榎本敏夫“不在场证据”，检方最后找来了榎本的前妻三惠子，她在法庭上公开作证称，1976年2月左右榎本敏夫在和自己的交谈中亲口承认，确曾收受了洛克希德公司5亿日元（日文原话「榎本は５億円受領を認める発言をしていた」）。榎本敏夫和田中角荣一样出身贫寒，发迹后与自己的原配夫人离婚，娶了年轻貌美的三惠子为妻。洛克希德丑闻爆发后，三惠子与榎本敏夫的婚姻很快走到了尽头。本来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没想到三惠子反而向身处悬崖边的自己重重地推了一把，不但可能毁了自己，而且使“恩人”田中角荣一生的心血付诸东流，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深知问题严重性，备受打击的榎本敏夫一蹶不振，两个月后突发脑溢血，从此再也没能离开病床，直至去世。这样的情节，不禁让我想起《红楼梦》中的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当然，三惠子出庭作证指证榎本敏夫，本身只是在履行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但其中所蕴涵的人情冷暖，就一言难尽了。

正在法庭作证的榎本三惠子

在试图证明榎本敏夫具有“不在场证据”因而没有收5亿日元的努力失败后，田中角荣的辩护团队另辟战场，试图证明即使他收了钱也不构成所谓的受贿，而仅仅是政治献金。当时，不少同情田中角荣的日本高官也支持这种观点。1978年12月，与田中角荣“结盟”的大平正芳第一次组阁，其法务大臣古井喜实，任内一直宣扬所谓的“首相职务权限论”，还专门就此写了一本书，其主旨就是阐明田中作为首相并无权“决定”全日空这样的民间公司购买什么样的飞机，即便他真的收受了5亿日元也只是政治献金，而不构成“收钱帮人办事”的受贿。

田中角荣律师团队认为，全日空公司决定采购洛克希德公司L-1011机型的过程是“自主”、“合理”的，并没有受到来自政界的不当影响。因为1972年10月7日全日空公司曾就采购何种机型召开过高层会议，技术部门负责人中有3名赞成洛克希德公司的L-1011机型，非技术部门负责人中有2人赞成麦道公司的DC-10机型、另有1人赞成波音公司的747机型、1人赞成L-1011机型。为了取得公司高管的一致同意，全日空决定于10月22日对几种机型的“噪音”大小进行测试，看看技术部提出的L-1101型飞机噪音小的理由是否成立。该测试由于天气不佳，大雨倾盆而未能如期举行。10月28日，在再次举行的公司高层全体会上，大家一致同意采购L-1011机型。如果时任全日空公司总经理若狭得治真的是“受命”采购洛克希德公司的L-1011机型，10月7日第一次公司高层会议的票决结果（4：2：1）就完全可以了，何须节外生枝，再搞一次噪声测试呢？一旦测试L-1101机型噪声并不比其他公司的飞机小，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辩方律师认为，如此慎重、民主、公开的决策，又何谈受到了田中角荣和运输省大臣的不当影响呢？

当然，检方并不认可相关辩护理由。他们对全日空公司进行了搜查，发现全日空公司涉嫌收受洛克希德公司经由中间人交付的40万美元所谓“工作资金”，并以此为基础设立了一个“公关费小金库”，其中200万日元用于贿赂原运输大臣佐藤孝行、500万日元用于贿赂原运输大臣桥本登美三郎，由此牵出了两外一桩行贿大案——全日空公司行贿案。

如果说，田中角荣所组建的豪华辩护律师团队在法庭上成功地给检方制造了足够多的麻烦的话，其在政治上的努力很快也得到了回报：1979年11月9日，大平正芳第二次组阁中，其法务大臣仓石忠雄公开在当选后的第一次记者见面会上表明同情田中角荣的立场。1980年5月16日，自民党内反对派与社会党联合倒戈，大平正芳解散国会，重新大选。在其后的竞选活动期间，70岁的大平亲自披挂上阵与选民互动，为选举造势，却不幸突然死于心肌梗死。受大平正芳逝世所催生出的同情票影响，自民党在选举中胜出。1980年6月，大平派新领袖铃木善幸出任日本首相，其法务大臣奥野诚亮公开批评检方找榎本敏夫的前妻三惠子指证其前夫的作法有违人伦。1982年10月，中曾根康弘成为日本首相，其法务大臣秦野章公开表态，称洛克希德案有违法嫌疑，不排除启动司法指挥权对相关调查进行干预的可能。然而，经历了二战以来多次反腐败大案历练的日本检方并没有在压力下屈服，自民党内部反田中角荣的所谓非主流派与反对党社会党也联合起来为洛克希德案的最终宣判加油助威。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媒体对于政治家们涉及洛克希德案的一言一行都高度关注，有犬养健的前车之鉴，谁敢真的启动司法调查指挥权叫停对田中角荣的调查呢？

1982年检方首先将案情相对简单的“全日空行贿案”起诉到法院。6月8日，法庭做出一审判决，原交通大臣佐藤孝行、桥本登美三郎两人构成受托受贿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和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田中角荣的秘书榎本敏夫在此案中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田中角荣的得力助手二阶堂进也收受了500万日元现金，但因“无法证明其职权与受托事项有关”而受贿罪名不成立。一审判决宣布后，佐藤孝行提出了上诉，后放弃上诉选择认罪。这一判决表明，全日空确有向田中角荣身边人“送礼”的行为。所谓无利不起早，全日空作为一个盈利性经营实体，如果不是有求于田中角荣，会给他们送礼吗？既然全日空有求于田中，他也就必然拥有了左右其采购决定的影响力。

在“肃清外围”之后，1983年1月12日，日本检方在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宣读了对田中角荣的“论罪书”，“论罪书”旁征博引共约30万字，详细阐述了检方控诉田中角荣等人有罪的理由，主要分为四部分：一、桧山广、榎本敏夫等人的口供是“完全自愿的，其可信性不容置疑”，检方没有逼供诱供；二、7年来检方调查所取得的证据与美国方面提供的洛克希德公司原副总裁科赫、驻东京办事处代表等高管的口供内容一致，能够互相证明；三、律师团队对检方提出的榎本敏夫受贿时间和地点的质疑由于辩方证人证言“缺乏合法性、很不正常、证据不足”而无法成立；四、田中角荣作为内阁总负责人，完全能对交通大臣直接发号施令，进而影响所谓“民间企业”全日空的采购意向。全日空公司20世纪70年代大规模更新换代本公司民用航空飞机的工作，是在日本运输省直接“指导”下进行的。田中角荣作为时任首相，通过运输大臣，对全日空的采购决定实施了不正当的影响。据此，检方建议法院判处田中角荣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5亿日元。虽然审判的形势对己方越来越不利，但田中的律师团队依然在1983年5月向法庭提出了一份约100万字的申辩书，“分为没有收受5亿日元”、“首相职权无法影响民营航空公司的采购决定”、“检方调查行为违法”等几部分，结论就是“田中首相无罪”，事件本身是人为捏造的，是陷害田中角荣的政治阴谋，“根本经不起后世的评判”。

1983年10月12日上午，东京地方法院701号法庭最后一次开庭审理洛克希德案。上午10时，审判长宣读判决书，田中角荣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亿日元。同案的桧山广、大久保利春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2—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榎本敏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从1977年1月27日第一次开庭，到一审最后宣判，整整用了6年9个月时间，可谓旷日持久，跌宕起伏。然而，由于美国方面最初披露的行贿金额是30亿日元，日本检方却仅仅查明了其中5亿日元的去向，且始终只盯着田中角荣不放，对其余25亿日元没有做出任何交代，因而也遭到了不少质疑和批判。有评论就认为，作为行贿中间人的儿玉誉士夫，其请客送礼拉关系的所谓“工作资金”不可能有25亿日元之巨，检方办案存在明显的“灯下黑”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