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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程序流于形式，问责太轻
1985年9月出生的徐韬，从2011年4月至2012年10月，仅用了一年半时间，便从正科级升到了副处级，成为湖南省湘潭县副县长。不仅如此，在飞速提拔的过程中，徐韬还考取了湘潭大学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徐韬报考了郴州的岗位，通过了郴州的笔试和面试之后，却成了湘潭县的副县长。3月23日，徐韬在接受采访时说，湘潭之所以录取报考郴州的他，一方面，是出于留用本地人才的考虑，另一方面，是按要求每个县市区必须配备一名“80后”县处级干部，而当时没有其他合适人选。
“无论是当事人还是组织人事部门，都有各种各样的辩护理由。”竹立家表示，有时候涉事部门、官员还显得“抱屈”，认为这么做很正常，从不想法律法规是怎么规定的。
根据《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公开选拔官员必须要经过报名、资格审查、考试、组织考察等环节，才能决定任用，但没有报考异地岗位而在当地录用的相关规定。
然而，湘潭市委组织部政研室负责人在回应时表示，徐韬在郴州的公选成绩“名列前茅，面试表现尤其突出”，任用“都是合规的”。
“这些‘弹性’标准是‘一把手’用人权过大的体现”，竹立家说，提拔干部应该用刚性的规则，比如候选人的资历、年龄要求，而不是“面试表现突出”、“有发展潜力”等含混不清的主观标准。
根据湖南省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徐韬的提拔过程没有严重违规，更多是“程序瑕疵”。如岳塘区委组织部只进行了谈话推荐，没有进行会议推荐，没有就破格提拔事项向上级组织部门报告；在“异地任用”过程中，湘潭市委组织部未严格履行推荐和考察程序。
其中，6名责任人分别被诫勉谈话、批评教育，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而徐韬未见处理结果。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湖南省委组织部的处理结果“不能服众”。因为，徐韬的工作能力是否优秀和提拔任用程序是否严谨是两码事，不可以混为一谈。
在竹立家看来，问责太轻是此类事件屡禁不止的原因所在。
“这样被提拔的官员应该开除处理。”竹立家主张，很难想象，这样的官员会珍视人民赋予的权力，能依法行事而不损害政府公信力。
应该用公开的规则选干部
无论是徐韬还是韩寒，他们的“官员”父亲都是被网民关注质疑的环节之一。
韩寒在金乡县任职，属于其父担任组织部副部长的“辖区”；徐韬任湘潭县副县长，其父亲曾为湖南湘潭雨湖区人大原主任，母亲是雨湖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这样的“关联性”让网友浮想联翩。
济宁市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没有确凿证据，不能说她的升职与她父亲有关，“只不过他父亲是个干部，但干部的子女就不能正常升迁吗？”
在徐韬事件的处理结果公布后，湖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龚永爱评价说，这是“救火式”的处理，而非从根源上对制度进行反思和修正。
任建明认为，公众的质疑不无道理，其根源还是有些地方的官员选拔机制缺乏公信力。“看到一个人很年轻被提拔，就会猜测他靠的什么关系、有什么样的背景。”他说，群众这么想，其实是个很糟糕的事情，很多人都会把主要精力用在找关系上，最后建立起来的是个人忠诚的体系。
“大官选小官、少数人选少数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用人腐败问题。”竹立家说，诸如“破格提拔”这样的理由，实际上就给跑官买官、拉关系走后门开了口子，说到底是干部选拔制度的合理性问题。
任建明认为，当前的干部选拔机制，应该从“伯乐相马”制度转变为“规则赛马”制度，现在是以前者为主的“双轨制”阶段。
“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秘密，组织部门考察干部，只是谈话，谈了些什么、考察的结果都不公开。即使公开了，内容也很有限。群众的意见、知情权，都只是走了一下过场。”任建明说，有些地方进行公开选拔或竞争上岗，但大多是在试点，通过公开招考产生的领导干部，可能百分之五都不到。
“依靠公开的竞争机制决定干部任用，比如通过招考、竞选等，实现官员的任命。”任建明说，“如果越来越多的关系影响干部任用，靠关系进行竞争，那么，最终出现的不是优胜劣汰，而是逆向淘汰。”（记者 李丽 实习生 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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