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提出反腐倡廉工作“六大要求”，如何用制度给权力戴上“紧箍咒”，再次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
李克强总理对反腐倡廉任务提出的六个要求是：简政放权、管住权力、管好钱财、政务公开、勤俭从政和依法促廉。
“六个要求的核心无外乎两点——‘放权’与‘限权’。从‘要做’到‘如何做’，反腐工作正一步步通往顶层设计。”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著名法学家马怀德教授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
“腐败的根源是国家行政机关拥有大量行政权力，当权力本身过多、过大，又不受外部监督和规范时，官员贪腐自然滋生。”马怀德认为，当权力已成为一种利益时，廉洁政府能否建成，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有“割自己身上肉的决心。”
放权给社会与市场，缩减“寻租”空间
要求之一：抓紧推进职能转变，下决心把该放的权力放下去，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释放制度红利。
支持温州市启动金融体制改革，酝酿适当加大地方政府的投资管理权限，第七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放开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
放权，被视作新一届中央政府推动改革的一大亮点。在诸多专家看来，它也是针对贪腐的一记“釜底抽薪”之策。
“政府的集权化、过度行政化，是多年来腐败多发、易发的症结所在，‘简政放权’跳出了以往体系内反腐的惯有思路，称得上是内地反腐倡廉思路的重要变化。”有香港媒体这样评论“简政放权”的反腐意义。
“两会”期间，中央编办负责人曾对媒体坦承，在权责分配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市场还存在着中央“对微观事务干预过多过细，一些该管的又没有管住管好”等问题。
“当权力过于集中在某一机构甚至某一个官员身上时，行政效率会因为中间环节过多而下降，暗箱操作、权钱交易的可能性却大增。比如，近年来各地交通厅领导相继‘落马’，一定程度上就是其手中握有大量行政资源配置权，却又缺乏监督所致。”马怀德教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要治贪腐，如何放权？
“关键是‘把该放的权力放下去，不该放的不能放’。”中央党校教授、著名反腐专家林喆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比如用人权、做事权、监督权、管理权、审批权或者地方上的发展方式等，可以适当放给基层、社会和市场，增加它们的活力。但关系到国家整体规划、国计民生等方面的权力，仍应由中央层面掌握。”
一个共识是，要落实“放权”并不容易，因为权力具有惯性，“尤其当它与利益挂钩时”。“简政放权的路径无他，就是通过修改法律、清理审批许可事项、减少管理环节并压缩自由裁量权限来实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是关键。”马怀德说。
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化，把权力“赶”入阳光下
要求之二：加快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化改革，同时以完善的规则和严格的法律制度，来约束和规范权力运行和政府行为。
工程建设招投标设“暗箱”、政府采购过程不透明、药品集中采购“只招不采”、矿业权交易私下“串标”、土地使用权交易频现疑云……上述公共资源，无一不涉及民生，而近年来不时被媒体曝出的权钱交易黑幕，不仅广受舆论诟病，也令单一的行政审批配置手段，进入了中央的改革视野。
李克强总理26日提到，以完善的市场规则和严格的法律制度来“约束和规范权力运行”，是又一反腐利器。
“现代社会，政府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有权对各种公共资源进行管理、分配和使用。”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委副书记魏宏曾向媒体表示，“处置得当，不仅能增收节支、提高效益，还能有效预防腐败；处置不当，不但浪费资源，还容易滋生腐败。”
魏宏所在的四川省，与甘肃省、安徽省、重庆市等多地一道，是近年来公共资源市场交易平台的“探路者”。
按照这一改革设计，矿业权、工程建设等五大类公共资源，将全部纳入统一、公开的电子化交易平台。切断与原来职能部门连接的“脐带”，更彻底地实现“管办分离”。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将回归到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履行审批、监管等法定职责上来。
“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化，是一个反腐限权的‘切口’。”马怀德教授解读。林喆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她曾参观过一个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印象比较深的是，里面全是摄像头，想要进行权钱交易是不可能的。”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6月，全国已建立县级以上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730个。林喆希望，要深入反腐，未来所有招标投标信息都应能够通过网络查询，交易及诚信记录也有资料可查，“不给交易黑幕一点温床”。
马怀德教授还希望：“各地区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尽快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市场，最根本、最有效的路径，还得靠法律制度。交易也必须按照法律和制度公开、公平地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