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程嘯看來，通過炮制假內參行騙是一種很有本土特色的詐騙方式。一些行騙者之所以能得逞，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高層的領導經常通過類似“要情通報”等形式的內參來了解許多問題，並作出批示，“因此，權力被傳遞到類似‘要情通報’這樣的內參的制作者身上，行騙者才會去設法冒充這些內參的制作者。”
著名作家周梅森在其長篇小說《絕對權力》一書中，描述過“遞延權力”的危害：“作為領導干部的權力，除了黨和政府賦予的絕對權力外，還有遞延權力。以前很多作品一說到反腐敗，就單純把目光盯向了領導干部，其實這種由‘下面的人’干出來的事危害也是很大的。很多時候，權力是在正派者的手中，但是通過諸如秘書、下屬，甚至社會等第三者的遞延，腐敗便滋生了。”
有評論稱，“遞延權力”實際是圍繞維護私人利益展開的。由於體制、法治等方面尚未健全，在社會資源分配的過程中，有不少逐利者千方百計從各個渠道打開缺口，“遞延權力”正是他們利用的途徑之一。
程嘯告訴記者，除通過偽造假內參向地方政府施壓，進而謀取非法利益這種間接利用“遞延權力”的不法行為外，還存在一些直接利用“遞延權力”進行詐騙的手法。
“比如，有的行騙者偽造領導的批示或批條進行詐騙，或者冒充某某領導的秘書、司機、親戚，聲稱可以幫助解決問題，或低價購買一些特定物品。”程嘯說，“甚至有的時候聲稱自己認識某某領導的秘書、司機或親屬就可以行騙得手。”
“這種現象說明，我國目前‘權力本位’、‘官本位’的色彩還比較濃重，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是這個社會最有效的通行証，權力越大，這種通行証的效力越強。”程嘯表示，隻有破除對權力迷信，對法律產生信仰，才可能讓假內參等“遞延權力”無處遁形。
另外，程嘯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炮制假內參行騙是一種違法行為。這幾份被人炮制出的冒牌“要情通報”直接盜用了相關單位的名稱權，構成了民事侵權行為。“此外，這種偽造‘要情通報’等所謂‘內參’，從而欺詐地方政府機關，意圖借助政府機關之手壓制另一方當事人，以謀求非法利益的行為，構成欺詐。”
全國思想政治工作科學專業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光也建議，受到欺詐的企業應當選擇去公安機關報案，通過司法程序追究造假者的法律責任。（記者 來揚 張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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