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不許可不收費，許可收費需公示，這應當是共識。把收費權關進制度的籠子，這個籠子要用法治來打造。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漢民在兩會上發出“好聲音”：“目前，全國有多少收費項目？收費總額是多少？收費主體是誰？收費用途是什麼？國家一直在整頓亂收費，但亂收費現象並未根本改觀，必須把收費權力關進制度籠子。”這話說到了民眾的心坎上。
那麼，到底有多少收費？去年底見諸報端的有這樣幾個數字。一位經濟界人士反映，目前有20多個部門對企業進行各種行政性收費，有60多個收費項目。一家紡織企業的稅費“明細賬”顯示：一件報價75元的衣服，除去50元成本，在所剩25元加工費中，需繳納國稅3.63元，地方教育附加費0.44元，水利基金0.02元，社保費用2.77元，總稅費6.86元，這樣實際的稅費負擔達到了27.44%。
一些地方的財政數據顯示，非稅收入已成為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的新支撐。非稅收入的主要形式就是“收費”，包括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主管部門集中收入、財政資金產生的利息收入等。
對於民眾而言，收費更多的是發生在與政府部門打交道過程中。其中，工本費是最常見的費種。收得理直氣壯，但到底是不是成本，沒有誰去較這個真。甚至連公交一卡通之類的，還要收個押金，到不用公交卡時才退，光利息收入就不知道有多少，這費收得也太巧妙。
法不許可不收費，許可收費需公示，這應當是共識。把收費權關進制度的籠子，這個籠子要用法治來打造。不能政府部門設定一個項目，允許收點費，費就收開了。該不該收，要讓法律說話。隻有以法律方式，才能把那些暗箱操作的、搬不上台面的收費之手給切斷。對於允許收費的項目，還必須公示，這費從何處來、到何處去，須得有一個明細。公示不為其他，就是為了實現信息充分流通，防止搭車收費。
“服務就是喝醉，管理就是收費”“一罰款都來了，一服務都不在”，這是民眾對一些權力部門隻收錢不做事的諷刺。對那些該收費的項目，還必須有績效過問，費收了，管好了沒有？服務到位了沒有？這個檢驗費，那個檢測費，真的驗了測了還是糊弄了事？沒有這個問責考核機制，隻怕一些部門就成了收費機關，而不是管理機構了。很多時候，政府部門的公信力和形象就是這麼流失的，市場失范、社會失序就是這麼發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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