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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躺著“被危機”
記者:與往年相比，2012年官員形象危機有什麼新的特點?
唐鈞:“被假冒”帶來的危機與以往相比有所增多，突出表現為以下幾個特征:斂財金額大、假冒級別高、手段越發惡劣、“體制內假冒”與“黑吃黑假冒”數量上升。
就2012年的情況而言，假冒高級官員的現象非常嚴重。已統計到7個省市發生假冒廳(局)級和廳(局)級以上干部、軍區司令或國際組織官員，同時還有多起假冒國家領導人親屬、秘書的案件。而在這些案件中，假冒的級別和假冒所得呈正比關系。
記者:假冒官員的手段越來越惡劣，主要有哪些?
唐鈞:假冒官員的手段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假冒執法人員進行犯罪，這其中以搶劫、敲詐者居多。以假冒警察進行搶劫為例，自2012年11月15日至2012年12月15日，短短一個月內已發生數十起，涵蓋遼寧、貴州、西藏、廣西、河南、湖北、山東、海南等省份。這類行為在事后雖然証明與官員無關，但其對官員形象造成的影響卻沒有得到挽回。
另一類是2012年出現的新現象，一些人為了出位、為了獲取社會知名度而假冒官員，甚至是假冒“問題官員”。自2012年1月高悅兒事件起，多名女子假冒政府工作人員、軍官和警察，利用微博炫富、發艷照、說“雷語”，對有關部門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這些部門的社會公信力。
五大高危群體需自檢自查
記者:報告同時列舉了村干部、基層官員、高層官員、執法官員以及准官員5個高危群體所面臨的形象危機，同時對相應的危機事件特征進行了逐一分析。這份官員形象危機報告會不會衍變為官員掩蓋危機事件的“教科書”?
唐鈞:當政府直面公眾時，公眾也在博弈政府，這時就產生了政府形象與民意思維的碰撞。政府形象存在著“得分難”、“失分易”的特征;而民意思維存在著主觀判斷嚴重、非主流意識抬頭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若要提升形象，則需積極引領社會和公眾，學會如何去妥善協調糾紛和矛盾。我們制作報告的主要目的是想對這些危機的規律加以總結，把“病根”找出來，並根據規律給出具體的改進方案。
自2011年以來，突發公共事件、行業負面新聞、官員丑聞等形象危機日益增多，希望這個報告可以為相關部門提個醒，成為他們自檢自查的“體檢單”，讓他們可以根據“處方”所列清單來對症下藥，起到懲前毖后的作用，而非教科書的作用。從客觀層面上講，這份報告也不具備這樣的功能。
記者:怎麼講?
唐鈞:例如這份報告的第三部分，我們制作了“官員形象風險地圖”，把近年來官員形象方面頻發且社會負面影響較大的危機事件，分門別類地概括和羅列出來。如違法犯罪類事件，常見的危機有貪污、受賄、瀆職、致他人死亡、讓他人頂罪等;行政問責類事件，常見的危機包括行為不當、應對不當、作風懈怠等。這樣做的目的是讓相關部門、官員了解到，官員形象危機的根源在哪裡，從而進行相應的制度調整，防止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
我們之所以列舉五類高危群體，也並不是為了去批評某個部門、某個群體。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給他們點小警告，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從而自檢自查自開藥方。（鄔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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