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數”：關不關我的事？
54歲的出租車司機陳洪剛參加D市召開的“出租車行業服務質量考核聽証會”，有些郁悶。
聽証會在市政府的一間會議廳舉行，准備對出租車行業出台一系列的新措施，例如規范出租汽車經營單位與駕駛員之間的關系，避免有償出讓、轉讓或外包出租汽車經營權，提高服務質量，但出租車價也要相應提升。
“這次聽証擬邀請30個市民旁聽，本以為會吸引市民踴躍參與，沒想到，都是許多離退休人員參加，出租車司機也很隻來了七八個。聽工作人員說，報名人數隻佔計劃人數的50％。”會后陳洪對此很吃驚。
作為“民情收集者”的出租車司機，陳洪在他的車上做起了“田間調查”，他逢人就開始說起他去聽証會的經歷，然后問：為什麼現在大家都不關心政府的新措施，政府邀請咱們了，怎麼不捧個場？
一個西裝革履的市民說：“誰不知道咋回事兒？還不是形式主義！讓我們旁聽，又不讓發言，市長在二樓，市民在一樓，恐怕市民連市長的面也見不著！‘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啊！”一個年輕人很淡定：“以前還關心，現在關心也沒多大意思，今天一個計劃，明天一個措施，不過一陣風而已，風頭過了，還不是回到老樣子。現在就喜歡做樣子嘛，怎麼去配合它？”還有個大媽，聽到陳洪的疑問，直接斥責道：“你一個開出租的，埋頭好好開車才是正道！”說得陳洪直點頭。
日前，中國人民大學發布了一項有關“居民社會政治文化”的抽樣調查。調查發現，被訪者表示關心地方政府改革措施的人隻有65.1%。較十年前大幅下降了20.4個百分點。
當社會上彌漫著凡事“不關我的事”式的思潮氛圍時，不少人感慨，面對無論是自上而下的改革還是基層政府的制度突破，我們是否都成了“沉默的大多數”？
“現在政府的一項改革措施要引起全社會的關心確實很難。這讓人想到曾經改革初期那些激情燃燒的歲月。”四川行政學院常務副院長周治濱回憶道，那段時期，是城鄉巨變，居民收入增長最快、得到實惠最多的時期。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驚人變化，令人感受真切……當時政府的一舉一動，每個口號都牽動人心，從上到下的‘改革’二字，真誠有力、解放人心。人心幾乎每天都在被提振。”周治濱說。
改革對於人心的提振，作為多個改革措施的力主者，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也曾對外公開過他的思考。“現在的環境至少比1992年前后、改革開放初期更好吧？但燃燒歲月的激情越來越淡漠”。顯然，改革、創業的人已經發生了變化，所面對的問題也不一樣了。激情退卻，有它的歷史和社會規律。
對於今天的改革局面，不少學者認為已進入深水區，難度越來越大，牽扯面越來越廣，缺少激情的改革，要麼是不敢下水，要麼在水裡折騰太久，甚至還有可能會被水淹死。這種情況下，改革初期的民眾熱情已難以挑起。但是，這並不表明我們不需要民眾基礎，相反，如果民眾保持“沉默”，改革也難以真正攻堅破難，聚集起勇氣。
“后青春期”：我們的新青年在哪裡？
Y市南宣鄉大學生村官雍晶在聽說鄉上號召青年干部參選村支部班子成員時，第一時間寫了自薦材料報了名。這次，是他第二次報名。
“我是2009年才考入的大學生村官，這幾年，在鄉黨委政府的幫助下，我的山雞養殖基地已初具規模，很想帶動更多的人創業致富，而且這幾年我經常和村干部走村入戶，親眼看到了他們是怎麼開展群眾工作的，我也累積了一定基層工作經驗，所以我想試試競選東山村支部委員。”
對於這種號召，63歲的南宣鄉黨委書記周甫的想法是，“青年干部參與換屆選舉，是我們的新思維。現在的年青人文化水平高，學習能力強，思想觀念新，容易接受新事物，所以組織要給他們提供舞台。”南宣鄉將根據這些有志於深入農村工作的青年同志的自薦材料和平實表現情況，通過組織推薦、集體研究，確定為正式候選人。
正在村上驗收重建房屋的多裡村建辦工作人員杜波告訴筆者，“我沒報名，因為都是徒勞。村裡向鄉上推薦的人選似乎已經‘內定’。這項政策，已經搞了兩屆，最初的想法當然是給年輕人提供空間，但是到了后來，幾乎已經變成熟人‘破格’走后門的政策照顧。”杜波從2004年通過村官考試進入多裡村以來，先后任職於林業站和村建辦。
像杜波一樣想法的大學生村官，似乎不少：並非對改變他們上升渠道的措施不熱心，卻隨著年齡增長，早已被變了味的現實堵在原地，無法動彈。
新青年，在哪裡？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認為，當前社會正是這樣一種兩極分化的怪象：不少青年對政治和改革缺乏熱情。與此同時，各地招考國家公務員則紛紛爆棚，各路人才力圖通過考試——這樣一種傳統方式“撞”進機關，捧穩“鐵飯碗”，安靜度日。既不期盼改革來改變命運，也難有熱情參與社會的進程。
“這實際上說明了當代年輕人趨於保守的觀念日盛，阻礙了中國的改革進程。”程恩富認為青年——這一充滿創造力和勇氣的群體正是改革成敗的關鍵人。而他們的缺位，令改革大勢顯得極為孤單落寞。
“我們對此保持清醒，”學者錢理群說，“年輕人對改革冷漠的背后則是對現實政治責任感的弱化，人們拒絕為國家的命運負責，甚至拒絕為自己負責。這是一個人的青春期的失敗，也是國家在后改革時期的一個重大缺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