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不選富豪做干部，是否要求社區干部在一定范圍內公開財產，社區居民可以自行決定。隻要讓自下而上的壓力發揮作用，社區干部這種“類公務員”崗位的財產公開，就會水到渠成。
近日，網傳有“80多棟私人物業、20輛豪車、20億資產”的深圳南聯社區村干部周偉思，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承認，盡管實際情況與網帖內容稍有出入，但確實擁有巨額財產。為此，有專家指出，對於社區干部這樣的“類公務員”崗位，有必要公開其財產信息，以消除外界對其“以權謀私”的質疑。
周偉思的過億身價與“社區干部”身份的鮮明對比，造就了這則新聞的轟動性。隨著社會發展，這種“富豪干部”可能會越來越多，怎麼看待財富和公職身份之間的“沖突”，怎麼讓人清晰看到公私財產之間的邊界，是該案留給公眾和有關制度思考的大問題。
毫無疑問，財富的多寡，不應是罪與非罪、道德高低的區分標准。因為周偉思擁有巨額財富就認定其存在貪腐問題，還言之尚早，仍待有關部門調查核實。
如果周偉思的財產來源真如其所說，是做生意和拆遷補償所得，那無論他有多少豪車和房產，旁人都無權過問﹔如果周偉思的財產來源涉嫌違法，不管是其個人違法所得，還是利用社區干部的身份牟利，都要依法追究。
很多人再度表達了對官員財產公開不到位的焦慮，雖然可以理解，但如果以此來要求社區干部，至少目前來看還不太現實。一方面，現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還未實現向社會公開，如果社區干部管理也套用這一辦法，其首先負責管理的對象就將是“上級主管”，而非社區居民。居民實際上仍然獲得不了足夠的監督權。如果要求直接跳過財產申報而實行財產公開，因缺乏制度安排又有些“強人所難”。
另一方面，社區干部，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官員”，而是社區公共事務的承擔者。這是社區管理的“共治”特性所決定的。社區管理是最微觀的社會管理，政府管理的觸角無法也不需要延伸到社區內部，而主要應該依托於社區內部的合作治理來完成。社區內部的合作治理，當然需要某種機制或者程序作為保証，但是，這種機制不一定是規定性的，而應是協商性的。
比如，如果社區居民要求周偉思公示其財產信息，証明其利益訴求與社區管理存在沖突，那麼周偉思就有義務公開財產情況﹔如果社區居民對周偉思足夠信任無此要求，周偉思是否要公開財產情況，就隻能憑其自願了。這既是自治的應有之義，也是尊重個人財產隱私的應有態度。
其實，如果社區內主權能夠得到界定，業主委員會能夠確立類似法人的地位，那麼對於社區干部的管理就不難實現。選不選富豪做干部，是否要求社區干部在一定范圍內公開財產，社區居民可以自行決定。隻要讓自下而上的壓力發揮作用，社區干部這種“類公務員”崗位的財產公開，就會是一種水到渠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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