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委组织部近日公布了“后备干部公选征求意见”，其中明确提出“有国（境）外永久居留权、长期居留许可或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受理报考。（新华网3月13日）
堵住“裸官”的升迁之路无疑有助于预防腐败。相比起广东“‘裸官’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宁波又前进了一步。但从媒体报道来看，这样的地方实践仍然鲜见。屈指可数的这两个地方的突破，反衬出在更多地方，对“裸官”的监管并未进入制度化的路径，或至少是相关的信息公开还远远不够。
其实，对“裸官”的监管并不是地方的“自选题”，而是基于廉洁政府、法治政府的一道“必答题”。2010年，国家预防腐败局就曾在其年度工作要点中列明，要“研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相关规定的具体落实办法”。同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可见，加强“裸官”监管的信号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在摸清了“裸官”的情况之后，如何对待“裸官”，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不管从公众呼声来看，还是按照现代政治伦理，不给“裸官”升迁机会都是必要的。正如坊间所说，“裸官”就是那批“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限制住他们的升迁之路，才能更好保证公权力的洁净与安全。广东和宁波两地针对“裸官”的监管尝试，对其他地方有借鉴意义。除了更多地方对“裸官”升迁说不，还应在更高制度层面对“裸官”的升迁或调动进行明确规范。
应当承认，从忽略“裸官”的存在，到正视“裸官”问题，是一个进步。但光有对“裸官”的禁止性规定还远远不够。要让监管“裸官”的制度发挥出最大的成效，还得将关联制度和配套制度都设计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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