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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垄断国企腐败
11月9日，湖北省印发《关于推进社会领域防治腐败工作的意见》，明确将国有企业等6大领域列为防治腐败的重点。
对国企，《意见》要求加强资金资产、收入分配、职务消费监管和群众反映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
在地方上重拳出击遏制国企腐败的同时，更高层面的动作亦引人关注。
经历了2009年15名部级高官涉贪落马之后，2010年，中国迎来了垄断性行业反腐的高潮。民航、石油、电信等系统一个个大案要案浮出水面。
接着是2011年，铁道系统多位高官落马。
公众不禁发问，这一切仅仅是简单的巧合，还是背后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
梳理垄断行业腐败案件曝光的方式，不外乎以下几种途径：
其一，因海外反腐计划而被牵连。如西门子贿赂案之于电信行业；戴姆勒案之于石油石化行业；CCI案（美国控制组件公司）之于石化、电力行业。
其二，腐败案件往往也是央企整合及行业重组的“副产品”。航空、电信、石油业的反腐风暴其实最早始于国资委推动的央企整合，由于行业重组、整合前要进行审计，所以查出了不少问题。
其三，腐败案件因举报而被调查、被关注。民航系统的内部人士就曾告诉记者，“民航系统的不少腐败窝案来自内部人举报。”
垄断行业腐败案件不断升级，令人深思。
刘志军案中，官方发布的消息称，刘志军对“铁路系统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有反腐专家认为，刘志军固然难辞其咎，但滋生这一系统性腐败的土壤并非刘志军，而是多年来垄断、集权和封闭的铁路体制。无数案例反复证明，腐败是垄断、集权的必然产物，高铁的大规模上马，为掌握行政审批权力的铁路系统官员，创造了腐败机会。
切实维护党纪国法的权威
15年前的1997年9月，“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首次出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15年后，一些法律被基层“虚”待，似乎成为转型期中国的一个尴尬。
接受本刊采访的多名反腐专家认为，时下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管理乱象丛生，最大的问题不是无法可依，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一名法学教授不无愤慨地说：“这些年党纪国法出台不少，但是你看看，得到执行的有多少?法律法规，在很多地方形同虚设。”
目前，包括现行宪法在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9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 。物权法、劳动合同法、职业病防治法、食品安全法……这些立法充分彰显了决策层“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执政理念，但在地方，执行现状却堪忧。
这之中，最为刺眼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带头、领导带头“违法”。
按法律规定，对拆迁本身或拆迁安置补偿有争议的，公民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诉讼途径解决问题。事实却是，被拆迁者遭遇的常是不受理，或不立案。
最高法院提出，严禁“以服务地方中心工作”作为拒绝受理这类案件的借口，可谓点中要害。
我国当前反腐败法规制度是世界上最多的，仅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制定颁布的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就达300多项，纪律条规出台之密集更是前所未有的。但腐败现状仍然令人忧心。
知名党建专家黄苇町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认为，只有领导干部自己首先敬畏制度，带头严格执行制度，才能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反腐败成效是制度乘以执行力，执行力不到位，再多的制度都是0。
（来源：《廉政瞭望》杂志 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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