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10日，保定體育場公審劉、張大會現場。本報資料照片
位於天津市馬場道54號的“劉公館”如今已是中國農業銀行的營業部，雖內部結構已完全改變，但從外觀上，依然能夠看出當年的奢華。周聰聰攝
“石家大院”的新中國反腐敗第一大案展覽中保留的劉青山辦公室，與同時代辦公室相比，已算奢侈。周聰聰攝
1952年2月10日，伴著兩聲振聾發聵的槍響，歷經硝煙炮火的革命功臣劉青山、張子善倒在了新中國反腐第一槍下。中國共產黨用響亮的槍聲向世人表明了反腐肅紀的決心和勇氣。
匆匆一甲子，如今，當年公審劉、張的保定體育場正在翻修，嶄新的涂料和剛剛澆筑的水泥路面令人再難分辨出當年的老舊模樣﹔行刑的保定大校場則已變作保定軍校廣場，成為保定人茶余飯后的休閑娛樂之所。諸多變化令公審大會的歡呼聲和行刑的槍聲愈漸遙遠，然而逝去並不意味著淡漠，恰恰相反，時間愈是久遠，人們的思考越發明晰、厚重。
翻閱塵封的檔案，品讀業已泛黃的報紙，在鐵腕反腐風暴強勁的今天，我們重新打撈還原那段歷史，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在貪腐數額之巨、性質之劣中理解當年的憤怒﹔在驕奢淫逸的背后，追根溯源其瘋狂滋長的溫床。讓新中國反腐第一槍的槍聲洞穿六十余年的時空，再次發出震懾回響。
貪欲難填
171萬多元在當時可購買黃金近一噸
作為曾經見証審判這一大案的城市，60多年后，隨著親歷者的相繼去世，對於劉、張案件的了解，很多人僅僅限於“新中國反腐第一案”的概念了。但查閱劉、張案的判決書，記者卻仍然為兩人的罪行而心驚：
1950年到1951年短短一年時間裡，劉、張利用職權盜竊機場建筑款、救災糧、治河款、干部家屬救濟糧、地方糧及剝削克扣民工工資、騙取銀行貸款等共達171.6272億元舊幣（約折合人民幣171.6272萬元）……
也許對於今人而言，171萬多元的數字並不巨大，但按當時的幣制標准和市場物價指數換算，這筆錢可算得上巨款。
資料顯示，當時每斤面粉0.103元（今人民幣，下同），大米0.094元，小米0.075元,玉米0.05元，花生油0.45元，鮮豬肉0.57元，雞蛋每個0.04元﹔1953年國家救濟標准：每月一口人5元﹔兩口人8元﹔三口人10元﹔三口以上每增加一口人，增加2元﹔每戶最高不超過15元。由此可見，171萬多元在當時是個多麼驚人的數字。
如果折合成黃金，171萬多元在當時可以購買將近一噸！
當時正值抗美援朝時期，常香玉曾為志願軍捐獻了一架米格15戰斗機。這架價值15.27億元舊幣的戰斗機是這位著名豫劇大師拿出多年積蓄，賣掉香玉劇社唯一一輛卡車和自己的房子，帶領59名演員吃大鍋飯、睡地鋪，通過180多場演出才籌到的。而171萬元足可購買米格戰斗機11架。
“數額巨大並非劉、張被判死刑的唯一原因，最重要的是二人的罪狀條條都觸犯了‘高壓線’。”作為天津地方志原辦公室主任，郭鳳岐對原為天津地委書記、天津地區行署專員的劉、張報道頗為關注，但令他遺憾的是“當時多數人隻關心數額之巨，卻忽視了對其惡劣性質的解讀”。
原天津地區處於潮白河、海河、永定河、大清河下游，地勢低窪，洪澇不斷。河北省於1950年、1951年連續採取以工代賑方式，治理這一地區內的河流洪澇。以工代賑是指群眾出工治河、國家按工發放糧款補貼。“這無疑是國家在財政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既治水又給受災群眾以救濟的應急之法。”郭鳳岐解釋道，“然而，他們卻借機建立河工供應站撈錢，不顧百姓死活！”
為完成時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的劉青山“賺三十個億”的要求，時任天津地區行署專員的張子善親自主持提高糧、油、菜價，使之均高於市價，大肆剝削民工﹔供應站以壞糧當好糧賣，低價買進，高價賣出，治河民工因食品惡劣，致病、殘以致死亡的，據了解不下十人。
更令郭鳳岐無法理解的是，劉、張為圖暴利，竟開具天津軍區司令部執照，派人冒充軍官，到東北盜運當時國家嚴格限制購銷的木材4000立方米﹔擅自挪用修建武清縣楊村飛機場專用款，使機場建設陷入窘境。“當時正值戰爭時期，楊村機場可是軍用機場，這種罔顧國家安全的事兒他們都敢干。”
在二人的罪行中，有一條是“盜竊救濟糧4億元”。
郭鳳岐向記者介紹了背景：當時天津地區水災嚴重，災民眾多，而且新政權剛建立，資本家囤積居奇哄抬物價，中央隻得從東北調集糧食救援天津地區，“放到現在盜竊救濟糧都是大罪，更何況當時的國情。”
對於當時的國民經濟困難情況，如今已90歲的河北日報老記者趙輝林記憶猶新。1951年冬，他曾跟隨時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楊秀峰到遭水災的滄州、天津、唐山地區視察。“地上的水全結了冰，村子就像孤島，汽車根本沒法開，我們隻能坐著自制的冰滑子走。”
如今，趙輝林家的相冊裡還保存著一張冰滑子的照片，“受災的百姓吃的都是菜窩窩頭，連棒子面都舍不得多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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