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視·異體監督效果明顯
上世紀90年代初，李永忠從四川省綿陽市紀委調到中央紀委研究室工作。80年代就系統研究過中國封建社會監察制度得與失的他，看到現行紀檢體制改革之艱難，以“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勇氣，向時任中紀委領導曹慶澤同志寫信，提出借鑒古代設立監察區和巡視制度的做法。此信引起曹慶澤同志的重視並報尉健行同志簽閱。因與“巡視制度”的這段特殊緣由，李永忠接受了本報記者專訪。
同級監督難以發揮作用
記者:您在地方紀委工作了十多年，實踐中發現了什麼問題?
李永忠: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所在部隊的政委找我談話，說我敢說敢干，適合搞紀檢。於是我在紀檢戰線一干就干了34年。20世紀80年代末，我發表過一篇《頂得住與站不住》的文章，概括了紀檢體制的悲哀:“看得見的管不著，管得著的看不見;頂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頂不住;干得好的上不去，上得去的干不好。”
黨的十二大政治報告，要求紀委對同級黨委進行監督，但現實中太難。1993年，時任河北省紀委書記劉善祥發現了時任河北省委書記秘書李真的貪腐線索。立案查處時，劉善祥與省委書記發生沖突，結果被安排“病休”，不得不離開工作崗位。
改革開放以來，幾乎沒有一個黨政主要領導的腐敗問題是由同級紀委書記監督揭發出來的，這不是紀委書記才干上的無能，而是體制上的“不能作為”。在實踐中，我逐漸意識到同體監督和異體監督質的區別。
記者:您到中紀委研究室工作后，考察古代監察制度，希望有所借鑒，您發現了什麼?
李永忠:我發現“巡視”制度在我國有數千年的歷史。最早是從西周開始的，周天子巡查四方，是一種象征性的“巡視”。秦始皇時期，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巡視。而秦始皇自己，當起了中國第一個中央巡視組組長。包括巡視制度在內的封建社會監察制度，是中國郡縣制能持續兩千多年的關鍵，是中國乃至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體制改革——皇帝擁有立法權(王言即王法)，丞相、郡守、縣令擁有執行權，監察官和監郡、監縣御史擁有監督權。秦始皇稱帝十一年，共巡視地方五次，最后死在了巡視路上。此后，巡視成為一種定制，每個朝代都會派專員巡視，漢武帝、康熙、乾隆都曾親自巡視。漢武帝時期發現，負責監郡、監縣的監察官歸丞相和行政機關領導的制度有問題，致使御史和監督官起不到應有的監督作用。於是，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把全國分為十三部監察區，設置十三個部刺史。部刺史年俸僅600石，不及年俸2000石郡守的三分之一，但由於直接歸御史大夫甚至漢武帝直接領導，能“以小治大，內外相惟”。漢武帝用十三個監察小官，便對全國的地方長官實現了有效監督。
得益於異體監督
記者:1996年巡視制度開始運行至今，您都在中紀委工作，見証了這一制度的實踐效果。請問您的近距離發現是什麼?
李永忠:還是原來的人馬，抽調到巡視組以后，監督效果卻明顯的好。隨著工作的深入，能聽到看到，回京敢說的也越來越多，問題也就相繼暴露出來了。正是巡視制度的相對獨立性，才逐步放大了監督權的威懾力。這就是異體監督的力量。
中央巡視制度的有力有效，得益於比較完全的“異體監督”，中央巡視組組長不受被巡視地區和單位的黨委政府領導。監督者與被監督者是分立的，沒有隸屬關系，所以能夠發現問題，並敢於反映問題，這是一種比較完全的異體監督。
但是，對派駐機構的“統一管理”，雖然從2004年以后，實現了由上一級紀委統一管理，直接領導，但是紀檢組長仍是同級黨組成員，歸同級黨組領導。而且，派駐機構的福利、待遇、工資乃至人事安排，都由同級黨組負責。屁股決定腦袋，這就削弱了派駐機構的異體監督功能，發揮的作用遠低於巡視制度。這不是能力和水平的差距，而是“異體監督”和“半同體、半異體監督”兩種體制的差距。
體制改革的先遣隊
記者:您的一些文章中提到，建立巡視制度，更大的價值在於發現體制上的問題，可以推動體制改革。
李永忠:鄧小平說過，必須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必須改革權力結構，必須解決“權力過分集中”的“總病根”。反腐能否在治本上取得突破，取決於權力結構的改革。令人欣慰的是，最高領導層現在也逐步意識到“權力過分集中”，既是我們主要問題的“總病根”，也是蘇共亡黨的兩大根本原因之一。現正在逐步改革用人體制和權力結構。建立巡視制度，就是變同體監督為異體監督，已經取得效果。在我們的紀檢系統，三十多年來推動了兩個支點往前推移，一個是巡視(異體監督)，一個是派出機構的統一管理。
巡視工作，重“視”而非重“巡”。重要的是通過巡，到底看到了多少真東西，聽到了多少真情況，解決了多少真問題。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巡視工作的重點，不僅是在技術層面發現問題、披露個案，而且應努力發現紀檢體制和干部人事制度層面上的主要弊端，用制度化的成果推進整個體制改革，健全和完善黨的紀檢體制和干部人事制度，這才是巡視制度最應該發揮的主要功效。因此，巡視組是紀檢體制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先遣隊，而非單打獨斗的孤軍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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