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紅河州委宣傳部官方微博“微觀紅河”大年初一公布了宣傳部長伍皓的公車牌號，按照伍皓的說法，是其主動要求官微公布以“禁止公車私用從我做起，求大家監督我”，此舉卻引發了不小爭議。有輿論認為伍皓此舉純屬“作秀”，更有人從伍皓的這一“主動”中發現了秘密：伍皓身為副廳級官員，按照相關規定不夠配備“專車”的資格，但他卻“專車”了。
針對這一“秘密”，伍皓隨后從“專車”與“公車”的區別上予以解釋，聲明他的車也用作其他公務，並不為其所專享。雖就邏輯而言，伍皓的這一解釋站得住腳，但從有特色的現實來說，他的解釋依然蒼白無力。道理很簡單：哪怕公車再怎麼不是專車，在現實中卻早已為領導所獨“專”。伍皓本人也承認，“鄉鎮長甚至村官都把公車專有化、私有化了”。湖南省紀委預防腐敗室副主任陸群也表示，所謂的相對固定公務用車，“實際也大都是專車”。
伍皓和陸群所言自然都是事實。
對於治理公車私用，所花費的精力和成本實在不菲，但效果如何實在無需多言。甚至可以斷言，以當前的行為方式和機制治理公車私用，完全是無法完成的任務。而一提到治理公車，人們總是援引1994年和2011年中辦、國辦關於公車配備的兩個文件，即省部級及以上干部才可以一人一輛地配備專車。這樣的規定，讓人感覺配車是一種“待遇”，與“公務”關系不大。到了一定級別，就能配車，即使不為公務﹔而不夠級別的，即便公務再多，也不能享受專車待遇。這實際上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公車私用。
伍皓雖然也承認目前違規配備公車是個問題，但他同時認為，“正省部級以下一律取消公車”的做法並不現實。客觀地說，伍皓所言符合實情。
中國各地的情況千差萬別，行政區域不僅大小懸殊，自然地理環境也極為不同﹔再加上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參差不齊所造成的巨大差異，一個縣級市乃至鄉鎮，其所面對的“公務”，未必就比省部級要少、要簡單。當一個縣級市的市長的確面臨眾多“公務”，卻僅僅因“級別”而不能配專車，這樣的規定在現實中有沒有可操作性？“省部級及以上干部才能配專車”在現實中之所以被事實上突破，除了權力難以約束，還有沒有其他原因？
實際上，對公車的治理，應主要著眼於“私用”，而不是什麼違規配車，甚至，也不是什麼“專車”問題。從邏輯來說，該不該配車，參照標准隻能是“事權”與“公務”，而不應該是什麼“級別”。
當然，鑒於目前對於權力的制約機制，從“級別”上對公車配備進行一定的規定，有其合理之處。但也要看到，這樣的配車規定，強化了人們對於權力和級別的追求，更促使在實際運作中，誕生各種各樣的“變通”對策，所謂“相對固定”公務用車，其初衷不能說不良好，但終究淪為現實中的“變通”之舉。說到底，以權力決定如何配車，公車注定被權力私有。
治理公車私用以及公車的專有化、私有化，除了細化、科學化相關規定，根本之道還在於如何監督以及對於監督結果的執行。沒有公開就難以監督，如果伍皓不主動公開其公車牌號，公眾如何才能質疑其不按照規定配車？假如省部級以下干部取消公車不現實，那麼就隻能在管好公車上下功夫。而如何管好公車？顯然，社會監督是這方面的最有效辦法。（徐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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