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報道，網曝“坐擁20億資產”的深圳某社區干部周偉思因在舊改項目收受“好處費”，以涉嫌受賄罪、行賄罪被執行逮捕。
近年，一些地方社區干部、村官擁巨額財產被曝光、查處的案件，已有多起。這些事件反映的共性值得評說。
輿論對這類事件的反應，大多沒有讓人們的認識更清楚，反而讓人們更糊涂。
反應之一：富裕地區的村官普遍比別人有錢，其財產增值必與其官位有關，屬不義之財。的確，若說村官們的財富與官位完全無關，沒有人相信。可是，多少年來，各地已普遍主張選拔能人“帶領百姓致富”。在不少地方，如果老百姓日子過好了，村官日子更好，似乎會被一般老百姓所接受。這裡面的是非責任如何劃分？
反應之二：這類事件的發生，一定與民主自治制度不健全有關。但是，據筆者調查，我國富裕地區村庄選舉要比其他地方競爭更激烈，參與度更高，也就是說更“民主”。可見，貪腐與民主的關系也不是單線條的。
反應之三：與監督不力有關。當然，如果監督有力，貪腐不易發生。但老問題總在：誰來監督監督者？面對金山銀山，再好的制衡機制也不免失靈。
顯然，我們的認識未觸及要害。要害是傳統集體經濟制度存在弊端，村干部權力的“含金量”太大。
解決問題的辦法有兩個關鍵點：
一是在社區、村庄實行“政經分離”制度。要讓村委會干部隻負責村庄公共事務，把集體經營性資產的管理獨立出來，交給類似“股份社”這類經濟組織。這樣一來，村干部權力的“含金量”就變小了，監督成本會大大下降。廣東佛山南海正在這樣做，效果比較明顯。
二是對經濟組織本身進行改革。先要有集體資產交易的公開平台，提高經營管理的透明度。進一步再建立股份交易平台，設立一整套規范，逐步使股份集中程度提高，讓“股份社”這類經濟組織最終轉變為股份公司或合伙企業，形成市場化經營主體。這樣一來，企業領導人貪腐的動機會大大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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