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报内容个性化凸显执纪监督新动向  【3】

个性化新词进入党内法规

经验转化为管党治党制度

梳理今年以来中央纪委党纪处分的中管干部,用字着墨最多的是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不计标点符号,仅问题部分就有整整290个字。

中央纪委针对陈树隆的通报用语也很尖锐,说他“毫无政治信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接着称其“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长期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进行经商营利活动,大肆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将商品交换原则带入党内政治生活,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

陈树隆,1962年11月生,安徽巢湖人。

据公开资料显示,陈树隆1983年进入安徽财贸学院会计学系学习,为他日后从事金融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成为安徽财贸学院一名教师兼辅导员。1989年,陈树隆走上仕途,担任安徽省财政厅综合处科员。

在仕途上几经努力,1998年1月,陈树隆出任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被明确为副厅级领导干部。2001年,他被明确为正厅级领导干部,职务也变更为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02年9月,陈树隆转任合肥市副市长,一年多以后被调往安徽省芜湖市,出任芜湖市委常委、副市长,并于2006年出任芜湖市委副书记、市长。2008年6月,46岁的陈树隆出任芜湖市委书记。2011年10月,陈树隆进入副省级干部序列,新晋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2016年11月3日,中共安徽省第十次代表大会,陈树隆落选安徽省委常委。几天之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称,陈树隆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当时,其担任安徽省常务副省长、党组副书记。

在调查近半年后,中央纪委通报称:陈树隆“政治上攀附、经济上贪婪、道德上败坏”。

在杜治洲看来,从目前看,这些表述非常具体,非常个性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纪委会针对同类现象作出同样的表述,从中可以揭示出规律性的东西,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中央可以考虑将比较成熟的、规律性的个性化语言纳入党内法规,以对党员干部提出更加明确的规范要求。

宋伟同样认为,这符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规律,即在实践经验基础上,将这些经验转化为管党治党的制度法规。

例如,2015年7月24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同年10月16日,中央纪委通报称,周本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

2016年1月1日,修订后实施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列入违反政治纪律范畴。

2015年8月1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称,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在党内搞团团伙伙,大肆进行利益交换、利益输送”。“在党内搞团团伙伙”,同样成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列出的违纪行为之一。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制度的修订都遵循了这样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实践过程和制度制定的有效衔接,提升了制度建立的科学性、针对性、操作性。”宋伟告诉《法制日报》记者。（陈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