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眼·惩治“微腐败”：管住“雁过拔毛”的手【2】

“雁过拔毛”缘何高发？

“一个村主任私分了4万元项目款，得知要被判刑后大为吃惊，‘这事也要坐牢？’”

自2016年3月启动专项整治以来，湖南共受理“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线索举报10049件，立案调查5675起，处理7951人。

专项整治的疾风暴雨，让形形色色的“拔毛者”露出真容——

有的在公用经费中“取”。

郴州市苏仙区良田镇邓家塘村妇女主任曾福兰，把每次报账的机会，变成了自己发财的门道。依惯例，村里每年都要拿钱慰问困难户，由于村账由镇代管，每次报账的任务就落在兼任报账员的曾福兰身上。曾福兰利用报账单金额没有大写的漏洞，通过篡改金额，多报多得。从2012年到2015年，她报账27次，一共多“取”了2.7万元。

有的在项目资金中“套”。

拆除自家厨房，新建两间平房，潘清业请人扮演房主，应付项目验收。在永州市冷水滩区牛角坝镇杉树园村，村支书潘清业为了骗取危房改造资金，费尽心机。他以本村其他村民的名义申报危房改造项目，“瞒天过海”通过验收后，套到了1万元项目资金，并把其中3260元装入自己的口袋。

有的在为民办事中“要”。

“到社区办个事，还要交赞助费？”在桂阳县鹿峰街道南塔社区，这一延续多年的“土规定”，一度让社区居民十分恼火。社会捐助原本是出于自愿，用以弥补社区公共支出的不足，可时间一长变了味，自愿的要捐，不自愿的也要捐。群众明面上虽然不说，可社区在那几年的民意调查中始终排在街道倒数。

还有的在惠民资金中“截”，在集体资产中“占”，在征地拆迁中“瞒”……“八仙过海”式的“拔毛”手法触目惊心，更发人深省：“拔毛”为何高发？

当了20年村主要干部，杨小青以为进了村账的钱，就是村里的钱，钱该怎么用，村里说了算。

从2013年开始，吉首市乾州街道小溪桥社区（前身为小溪桥村）先后从项目资金中套取20多万元用于工作开支，甚至从中拿出7万元买了一台小汽车。专项整治一来，杨小青才知道这样用钱“出了问题”。

挨了处分，吃了教训，与记者面对面，杨小青虽有几许羞赧，言语倒是实在：“这次总算明白了什么叫规矩。”

杨小青曾经的想法其实颇具代表性。越往基层，干部法纪意识似乎越淡薄。据湖南省纪委统计，在专项整治中受到党政纪处分的村（社区）干部为2675人，占比高达52.1%。一位县级纪检干部举了个例子：“一个村主任私分了4万元项目款，得知要被判刑后大为吃惊，‘这事也要坐牢？’”

基层干部自律的松弛，正暴露出约束监督的乏力。

因信访矛盾集中，群众反映强烈，龙山县苗儿滩镇民主村，成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专项整治工作重点剖析的79个村之一。工作组进驻35天，除了查处问题，也试图探寻“重灾区”背后的病因。约束机制虚化和村务管理混乱，便是其中之一。

“村级组织近乎瘫痪，村两委没有召开一次有正式记录的会议。财务管理混乱，所有财务收支仅凭村干部记忆和指认，理财小组形同虚设，财务监督严重缺失，多年来没有进行过村务公开。”龙山县纪委副书记曾有成感叹，缺乏约束和监督，权力再小，一样危险。

情况表明，基层管党治党宽松软，成了久治不愈的沉疴。

怀化市纪委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2012年至2014年，全市301个乡镇街道一共办了499件案子，平均下来每年自办案仅0.6件，大多还是党员干部违反计划生育或森林火灾责任案件。

一线监督问责，更多的情况下是“和风细雨”，重教育，轻处分。“过去，纪委更多的是紧盯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大案要案，放在治理基层‘微腐败’上面的精力并不多。”岳阳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李挚坦言。

跳出“拔毛”看机制，廉政风险点不少。

“这些年，国家对基层投入逐年加大，资金量大了，拨付渠道多了，给监管带来的挑战也越来越大。”岳阳市屈原管理区纪委书记宋可权曾对区里的各级惠民资金做过一次不完全摸排，中央一级大约340多项，省一级也有160多项，“‘大雁满天飞’，各有各的轨迹，监管者要摸清，难度不小。”

“同一项目，不同职能部门手里都有项目资金，但往往重拨付轻监管，‘切蛋糕’的不管‘分蛋糕’，漏洞自然就出来了。”宜章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熊娟说。

去疾莫如尽。湖南的决策者明白：“外科手术”式的专项治理虽已形成高压，但倘若不从“病因”入手，祛除病根，治理成果恐难以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