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失控
“我是头，有事只许和我谈。”
刘、张两年内搜刮巨额财富挥霍浪费，缘起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机关生产”。由于恢复国民经济步履维艰，加之抗美援朝战争令全国经济雪上加霜，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和各级党组织发起了机关生产活动，借以弥补国家财政的不足。但刘、张却令这条富国之路变成了二人的生财敛财之道。
为了“搞好机关生产”，刘、张甚至勾结奸商、牟取暴利。
1952年2月16日的《东北日报》曾披露：一个名叫张文义的女商人和刘青山搭上关系，借刘的影响和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做起了生意。张文义卖给天津地委生产管理处一批复写纸，自己赚了9600万元。随后，她又当起中介，介绍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用更高的价格买下这批复写纸。而张文义的丈夫，就是吉林省财政厅驻天津推销处的供销科长。一出预谋好的“双簧”，一买一卖赚出的1.3亿元“利润”，就这样入了刘青山的腰包。
类似这样轻易获得的丰厚利润，让作为当时地委、行署“一把手”，独揽财政、人事大权的刘、张胃口越来越大。1951年，他们私自挪用公款49亿元，交给张文义购买马口铁。而这笔钱被张文义存入银行生息和进行其他的倒买倒卖，最终导致了21亿元的重大损失。
他们还告诉县里，动用地方粮不用告诉专署，只用口头批准，不形成文字。并告诉机关生产负责人：“我是头，有事只许和我谈。”
而机关生产获得的合法或非法的利润，成了刘、张任意取用挥霍的“私人金库”。仅有据可查的贪污挥霍开支所谓“特费”达3亿7800多万元。
张子善上梁不正，工作人员上行下效，在天津档案馆，一份“天津专区生产管理处招待费的几点说明”中提到：本处干部请本处干部在外吃馆看戏回机关开支，在外工作看戏吃馆回机关开支，本人请本人吃馆看戏回机关开支。
当时的河北省人民政府财政厅厅长马力曾针对此案在河北日报发表检讨文章，提出关注财政工作上的预决算制度：检查收支情况，必要的抽查科目和检查原始单据，是非常必要的。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方才休止。”省委党史研究室二处副处长冉世民援引孟德斯鸠的话，一语道破权力约束的必要。
“刘、张所以能贪腐，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初创时期各项制度不健全令其有可乘之机。”据省委巡视办专职副主任李清怀介绍，随着贪腐情况频出、与民争利现象严重，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的做法很快被明令禁止。
“随意挪用、撕毁欠条这样的财务乱象在当下几乎很难出现。”省委巡视办副主任张军田介绍说，刘、张式的挪用、截留、套取专项资金已成为非常低级的犯罪手段。如今“一把手”权力正不断受到制约和监督。尤其是各党政机关实行现代财务管理，财务管理由原来的“一支笔”变“多支笔”签字审核，“大大降低了个人运作空间”。同时，张军田介绍，现在熟悉财政财务，精通查账的审计机关，对领导干部在经济决策、经济管理等经济责任方面审计监督，“一查能把账查个底儿掉！”
“领导满足于订计划、看报告、下指示，却疏于检查。”在《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训！》中，杨秀峰曾对此事做了深刻反思，并表示张子善“善于迎合又善于蒙混、专门伪造证件写假报告，譬如上面问干部强迫命令情况，他提笔就写出该专区犯命令主义错误者有若干人；明明国家粮款已被他挪用了，但他的报告册子中还仍旧存有这笔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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