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潇宇
无组织无纪律，病根在哪儿？
如果不是利令智昏，忘记了自己的党员身份，或许，原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铁男还可以继续发挥专家型官员的作用，作出更大成绩。
如果不是价值观扭曲，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不会对玉石喜爱到取之无道的地步。
如果不是政绩观错误，天津市燃气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金建平不会认为自己只要做好业务工作就可以“一俊遮百丑”。
盘点党员领导干部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原因，无一不是理想信念出了问题。有的认为只要业务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不重视主观思想的改造，“工作上废寝忘食，生活上贪污腐败”成为相当一部分落马官员双面人生的真实写照；有的把组织的保护视为约束，把组织的提醒看做多管闲事、多此一举，把锻炼党性及时发现苗头性问题的组织生活看做“麻烦”；有的把夹杂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色彩的问题视为一种正常状态，把不讲纪律、不讲原则的庸俗习气当做潜规则。
种种事例证明，思想滑坡，失去了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党员领导干部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在所难免。
万事皆有根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和社会上潜规则越来越盛行，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受到污染，根本就在从严治党没有做到位。
“一个地方不正之风盛行、腐败现象严重，发展到成为区域性、系统性问题的地步，一定与那里的党组织软弱涣散、纪律松弛有着因果关系。”中央纪委一位权威人士一语中的。
对此，一些干部群众也感受颇深，认为有些党组织对组织纪律涣散问题刻意纵容。一名曾在广东省阳江市工作多年的处级干部这样评价当地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问题：“在一些领导干部眼中，公务员隐蔽经商‘见怪不怪’，只要没人检举揭发，主管部门多是‘睁只眼闭只眼’。”
有些党组织护丑大于伸张正义。某地一领导干部失联后，当地党政机关不但不及时公布信息，还为失联干部“打请假条”遮丑。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当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盛行，与一些党组织党内政治生活不经常、不健康有很大关系。
山西成为腐败重灾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从吕梁的买官卖官问题突出，到省委三分之一的常委落马，山西的腐败问题已经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了。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这样评价，山西的问题是因为这里的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出了问题，从党内政治生活的角度看，一些党组织没能有效开展健康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是重要原因。
避免制度成为“稻草人”，监督惩处不能缺位！
对于请示报告制度的规定和组织纪律的强调，从党内根本“大法”的党章，到两大准则之一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再到具体条例，都作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单就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方面，党和国家都对有关制度做了多次修改、完善、细化。
制度规定不可谓不细、不可谓不严，关键在于执行，尤其要把严格的监督和惩处落到实处。
内部监督方面，有专家建议，要加大对党员领导干部落实请示报告的监督力度，组织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可以携手通过组织程序，对领导干部房产、银行存款、出入境记录等情况进行抽查监控。
也有人提出：“要加快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如广州市将公务员个人事项报告纳入广州市信用体系，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它涉及公务员的信用、奖惩等信息，还要逐步将公务员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奖惩记录、年度考核结果、违法违纪违约行为等相关信息纳入信用档案，切实将诚信状况作为公务员招录考察、考核、提拔任用、评先的重要依据。
外部监督方面，要加大公开力度。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法治国情调研室主任田禾接受媒体采访时建议，所有处级以上公职人员配偶及子女获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得外国永久居留权的情况均应向社会公开或允许公众查阅。沿海发达地区也可以把报告对象的范围延伸至科级。
同时，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惩处不能缺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之所以落实得这么好，就是问责到位、曝光到位，有警示作用。”浙江省海盐市纪委纪检监察干部马晓燕对记者说，落实请示报告制度也应这样，对不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制度的，要严肃问责，问责后还要曝光。对失联的贪官，只要寻到踪迹，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追回，并从严惩处。
“应当用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这条鞭子，对于发生瞒报、虚报的单位、地方，尤其是对‘裸官’失察提拔任用的，应当追究相关领导的主体责任，不能管好管坏一个样。”高海宇建议。
专家指出，个人有关事项申报，“裸官”管理等方面，大多以党的文件规定形式出现，法律层面几乎是空白。可在党内规定实践的基础上，尽快上升到法律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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