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诗琪
2013年，中央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合计70.15亿元，比预算数减少9.54亿元。“三公”经费和会议费财政拨款支出比上年下降22.93%。
6月24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和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分别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作2013年中央决算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报告列出了上述数据。
钱花得少了，这无疑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国务院“约法三章”要求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规定最为切实的效果。而与成绩共存的，还有一些不该花、错花的问题，也被毫不留情地点名通报，给顶风违纪的部门单位敲响了警钟。
“三公”经费降幅明显
此次审计对“三公”经费予以高度关注。据媒体统计，工作报告用于介绍“三公”经费和会议费审计情况的篇幅达到1244字，占报告全文近十分之一。此外，对违规建设楼堂馆所等有悖八项规定精神和“约法三章”要求的经费使用行为，审计报告也单列一条进行曝光。
“把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和‘三公’经费使用作为审计的一项重点，有利于敦促各部门更严格地执行八项规定精神要求，进一步改变过去习以为常的资金使用习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研究室主任汪德华说。
这一变化并非无迹可寻。
早在2012年12月24日，审计署部署2013年审计工作十项重点，“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相关要求情况”已赫然在列。
彼时，距中央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仅20天。
在2013年1月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落实八项规定精神作为2013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内容，被写进工作报告。
同年3月，国务院提出以控制“三公”经费支出为重点的“约法三章”。
11月，《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出台。
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率先垂范下，各地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的举措陆续出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亦按照部署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中央八项规定，成为2013年举国上下妇孺皆知的热门词汇。
收效究竟如何？数据或许是最有说服力的回应。
根据决算报告，2013年中央单位“三公”经费中，与预算相比，压减最多的是因公出国（境）经费，合计支出16.63亿元，减少4.73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42亿元，减少1.99亿元；公务接待费11.52亿元，减少2.82亿元。
与2012年相比，2013年因公出国（境）经费降幅最为明显，减少2.82亿元；公务接待费其次，减少2.61亿元。
“主要是中央各部门压缩、取消部分出国（境）团组，加强公务用车管理，进一步规范公务接待活动，减少了相关支出。”楼继伟介绍说。
换而言之，这正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年多来最直观的成果。
谁在顶风违纪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在其2012年和2013年未经批准的“双跨”团组中，邀请自然科学基金会主管项目的1名工作人员持因私护照分别出访美国、加拿大，承担其费用4.12万元。
——中国地质调查局“美国和加拿大开展页岩气技术考察团”2013年1月改变在美行程，前往拉斯维加斯停留3天，回国后报称当时在加拿大考察。
——2013年4月，林业局所属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投资1.45亿元建设三亚接待处项目，还曾挪用5000万元棚户区改造相关资金用于购置土地。
……
与往年不同，此次审计报告通报违纪违规行为不再以“一些部门”、“有的单位”含糊带过，而是点名道姓详细曝光。公众为之叫好的同时，也愈加关注报告中揭露的问题。
在接受审计的38个中央部门及其389个所属单位中，14个部门本级和54个所属单位超标准、超预算或超范围列支出国（境）费用3229.53万元；6个部门本级和63个所属单位无预算、超预算列支公务用车费用1094.15万元，还发现转嫁或摊派公车运行费用66.72万元；4个部门本级和6个所属单位转嫁或摊派、自行调剂项目或其他支出用于公务接待266.85万元；23个部门超标准、超范围或虚列会议费支出1355.85万元，14个部门向所属单位等转嫁摊派会议费555.95万元。
虚列、转嫁、摊派、挪用，种种问题充分暴露出一些部门权力过大而缺乏制约。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目前对权力部门的监督仍显不足。”
审计报告中另一组数据也印证了高培勇这一观点。
2013年度，审计发现并移送涉嫌重大违纪违法案件314起，涉及1100多人。刘家义指出，这些案件主要发生在行政管理权或审批权集中、掌握重要国有资产资源的部门和单位。
值得注意的是，“三公”经费和会议费管理使用不严的问题有近70%发生在中央部门所属的二三级单位。
审计署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些单位性质种类复杂，管理链条长，接受监督检查少，管理规范程度低，违法违规问题比中央部门本级普遍严重得多。
审计还发现，13个部门主管的35个社会组织和61个所属事业单位利用所在部门影响，采取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达标、有偿提供信息等方式取得收入共计29.75亿元。
“中央部门主管的社会组织和所属单位不可避免带有政府行为，不能让它既做政府的‘手’又做市场的‘手’。否则，这个领域得不到监管，就可能成为腐败高发的危险领域。”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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