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嘉庆的爷爷雍正，当年的做法完全不同。
康熙归西，雍正登基，朝鲜国王派特使来北京庆贺。这个特使具有超凡的观察力，回国后报告国王：大清很有希望，康熙朝的兴盛将会延续。国王问理由何在，特使用细节说话：
康熙晚年，我每次到北京，看到紫禁城内外的警卫人员，个个松松垮垮，没个站相，一点都不像军人。夏天更糟，有的甚至脱掉军服、扔下枪械，光着膀子喝茶、睡觉、下棋、吃西瓜，互相打闹嬉戏。这次大不一样，警卫部队风纪严谨，着装整齐划一，态度严肃，目光炯炯有神，一副随时准备出击的样子，让人顿生畏惧。
朝鲜特使没有看错，雍正确实是胸怀大志、锐意进取的大政治家，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排名靠前。为了大清的长治久安，他创设了军机处，集中权力推行新政。他严明纪律，规范行为，整顿松松垮垮的官场。打懒肃贪，从重从快，铁血凛然。短时间内，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行政效率大幅提高。政治清明，经济自然发展，库存充盈，迅速弥补了前朝赤字。
雍正时期军机处官员的作风情况，跟嘉庆朝有着天壤之别，很能说明问题。
对军机处，雍正一开始就要求很严、很明确。一是规定大家必须在凌晨五点之前到岗，并且保证今日事今日毕，不得拖拉。二是改变惯例，减少递送公文的层级，做到直接送达，竟创造了日行八百里的记录，保证了政令畅通。三是严格保密纪律和廉洁制度，决不允许跑风漏气和以权谋私。
四川布政使程如丝犯罪当诛，在死刑判决书送达成都之前一周，程如丝就知道了结果，以自杀逃避了法律制裁。雍正抓住这个案例，严肃处理了泄密者，完善了制度，为军机处工作人员划了一道醒目的红线。
最早在军机处工作的张廷玉，深受皇帝信任，几乎所有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是知道秘密最多的人。但他一脸严肃，一个铜板不收，昼夜埋头干活，没有任何人敢到军机处找他聊天。和珅那样的军机大臣，在雍正时期根本没有生长土壤。
三
在封建中国历史上，堪称“盛世”的高峰时代寥若晨星，康乾盛世是其中之一，且前后绵延长达100多年，超过整个清朝历史的三分之一。但是，连接康熙和乾隆两座大山的桥梁，正是雍正，雍正皇帝是康乾盛世成型的关键。
设想一下，假如没有雍正的创新精神和严刑峻法，康熙后期的弊政持续传承和发酵，乾隆前期就不可能那样成功，所谓的“康乾盛世”，顶多是“康熙盛世”。所以不少史家主张，所谓的“康乾盛世”，实际上是“康雍乾盛世”。
奇怪的是，康熙和乾隆享有“宽仁”的美誉，雍正这样负责任的帝王，却背着“严苛”的恶名。殊不知，无视法纪是官员责任意识缺失的结果，也是贪污腐败的序曲。如果朝廷热衷于当好好先生，带头把规矩当摆设，官员肯定舒服无比、为所欲为，老百姓的日子就不舒服了。老百姓活得痛苦，政治统治能长久吗？载舟的水一旦沸腾，清朝一定是另一个元朝，哪会享有三百年江山！
公务人员是政权大厦的四梁八柱，严明的纪律是梁柱的防腐剂，是保持梁柱长久支撑力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秋风扫落叶的气度狠抓干部作风建设，全面围剿“四风”现象，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缩小越轨空间，对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严处罚、快了结，人民群众亲眼看到了干部作风和社会风气一天和一天不一样，谁不心情舒畅、欢欣鼓舞！
在近日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对纪律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掷地有声地宣示“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严肃提醒全党：“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
事实上，随着规定越来越细，笼子越扎越紧，查处越来越频，高压线的电流越来越强，广大干部对纪律和制度的敬畏，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心存侥幸的人，从未像今天这样稀少。于是，“官不好当了”的慨叹出现了。
这样的叹息声，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现象、好消息、好兆头，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历史的经验是：法纪越严，官越不好当；官越是不好当，国家越是前途无量，人民越是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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