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设有反腐败机构，但警方和检察机关主导的反腐败工作一直成效不佳，许多重大案件最后都不了了之。2003年，印尼成立反腐败委员会，主要负责调查大案要案，并有权指挥警方和检察机关开展案件查办工作。2012年底以来，印尼反腐败委员会先后立案调查执政党民主党总主席、繁荣公正党总主席、宪法法院院长、油气监管机构负责人、能源与矿产资源部秘书长等涉嫌腐败的高层官员，打破从未主动调查在职部级领导的先例，赢得国内外一片好评，荣获被誉为“亚洲诺贝尔奖”的拉蒙·麦格赛赛奖。
印度自1968年以来，议会每隔5年左右就提出关于成立最高反腐败专门机构的法案，但部分议员一直强力阻挠。2011年以来，印度数次爆发席卷全国上百个大中城市的民间反腐败抗议活动，核心诉求是尽快建立强大的反腐败机构。在民意的巨大压力下，组建最高反腐败机构的法案最终于2014年1月签署生效。根据法案，新机构Lokpal（英文名为人民监察委员会），独立于任何政党，是国内最高反腐败机构，有权监督和指挥其他中央反腐败机构开展案件调查工作，有权调查政府总理、部长、议员等高级官员，有权起诉任何涉案的政客或公务员。印度媒体将新机构视为国内反腐败事业的里程碑，认为借助于专门的反腐败调查机构、反腐败公诉机关和反腐败专门法庭，将大大提高案件查办效率，真正让腐败分子从内心深处感受到威慑。
反腐败专门机构设置模式主要取决于国情
反腐败机构设置模式各不相同，主要取决于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法制传统。单一机构模式实行垂直领导，组织结构严密，层级关系简单，便于统一指挥和统一行动，有利于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多机构模式实行分权管理，防止监督权过于集中，有利于因地制宜，节约管理成本。
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将预防和惩处腐败的重要职能集中整合，创设一个强大、集权的反腐败机构。随着新加坡贪污腐败调查局和香港廉政公署取得巨大成功，博茨瓦纳、毛里求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等纷纷仿效，组建本地版的“廉政公署”，均取得了良好效果，但这种单一机构模式大多出现在人口较少、政治权威较高、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在英国、德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反腐败网络比较健全，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一般均有反腐败部门，全国一般不存在最高反腐败机构。以美国为例，全美反腐败机构权力分散、相互制约，50多个联邦执法部门有权调查公共腐败案件，地方州市可自行组建反腐败机构，两套反腐败体系并行。其中，联邦调查局是美国最重要的腐败案件调查机构，在全国大城市设有56个办事处，在中小城市有380余个分支机构。司法部往往派检察官提前介入案件调查，并代表政府提起公诉，特殊情况下还可任命负责调查特别重大腐败案件的独立检察官。监察长办公室有权调查本部门公务员的欺诈、滥用职权、浪费等行为，但没有处理权，调查后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须移送司法部门进行起诉，违纪案件交由驻在部门给予纪律处分。政府道德署负责制定伦理标准和廉政计划，审查高级官员财产申报信息，提供伦理咨询和培训，一般不负责调查和执法工作。
在俄罗斯、越南、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依然处于腐败易发高发期，它们一般既建有独立的反腐败专门机构，但同时又赋予警察部门或检察机关一定的腐败案件调查权。俄罗斯于2008年设立总统亲自挂帅的反腐败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反腐败工作，后又于2011年和2013年分别成立侦查委员会和反腐败局，具体负责案件调查和监督核查工作。越南共产党于2012年成立由总书记任主任、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中央反腐败指导委员会，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和顶层设计，指导中央检查委员会、政府监察总署、反腐败警察局开展预防和惩治腐败工作，解决党政机关负责人反腐败决心不足、惩治不严等突出问题。（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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