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位子:“朋友”相托都给办
汪建设干过休宁县委书记、屯溪区委书记，又担任过黄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前后十几年间，虽然没有明显的卖官鬻爵行为，但他利用职权或自己职务的影响力，相继给十来名他自认为关系不错的行贿人的家人及亲戚安排工作或者职务调整提供过帮助。
2001年下半年，汪建设任屯溪区委书记大约将近一年的时候，黄小兵来找汪建设。黄小兵说，其妻子刘云在屯溪区某部门工作多年，能否帮忙给她解决个副科级的位置，汪建设应承下来。后来，汪建设让区委组织部长予以安排。2001年底，刘云被任命为享受副科级待遇的某分局局长。
2002年12月，李军的表妹从部队退伍，李军请汪建设帮忙安排一个好单位，汪建设表示同意，随即作出批示，要求区委办主任将李军表妹的事落实一下。不久，该批示件转到屯溪区民政局和人事局，李军表妹的编制就这样挂在区党史办，人被借调到屯溪区委办做秘书工作。
许时健是黄山市某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1年下半年经人介绍认识汪建设后，相互之间来往比较频繁。一天，许时健向汪建设提出，自己妻子方某在黄山市园林处工作，一直没有编制，想调到屯溪区民政局的一个下属单位区干休所工作。汪建设说“可以”。2001年12月，许时健交给汪建设一份关于申请调入区直单位的报告，汪建设遂在该报告上签署明确意见，称“为支持某公司租赁我区水泥厂的工作，请民政局在下属单位(事业)予以解决，并请人事局办理”。在办理调动手续期间，屯溪区干休所的几位老同志来找汪建设，对这一调动当面提出异议，后来见汪建设的态度比较强硬，也只好勉强答应。2002年初，方某的调令下达。
2003年4月，汪建设在中央党校学习。许时健于当月中旬的一天，从家中拿了5条软中华牌香烟和1万元人民币，从黄山机场直飞北京。见到汪建设，许时健说:“你在北京买点东西补补身体，感谢您在我妻子工作调动上的帮忙，另外蔬菜副食品批发大市场项目也请给予帮助。”就这样林林总总，许时健先后17次送给汪建设人民币19.5万元、美元1500元。
与众多买官卖官者不同的是，对于这些人事安排上的事项，汪建设与绝大多数请托人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即不会为某一次帮忙而送钱收钱，而是长流水、不断线，是一种长期、稳定的感情投资和金钱投资式的交易关系。据统计，从初次犯罪到案发，汪建设和多名行贿人的交往大都长达10年以上。
“办”案子:招呼过问一齐上
因赌博被行政拘留他能让人提前“出来”，企业资金被法院冻结他能为之“解冻”，由于受贿被查处他能让受贿者免予刑事处罚，聚众斗殴他能让人获得从轻处理……汪建设主政安徽省黄山市的政法工作期间，对于有所请托，无论是刑事还是民事案件，无论是行政执法还是刑事司法，他都会尽力打招呼关照一下、“过问”一通。
干预执法、干扰司法，其结果只会是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损害了司法的公信。
2011年春节前，黄山市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因返还垫付款纠纷一案被徽州区法院查封了账户资金，法定代表人毕小利便给汪建设打电话说，账户被冻结了，农民工工资没有钱发放，请其帮忙给法院“讲一下解封”。
汪建设答应帮忙，随后他给徽州区法院院长打电话，让他们解封毕小利公司的资金，等把农民工工资部分支付后再行冻结。两天后，毕小利公司的账户顺利解冻。
2011年初的一天晚上，毕小利酒后驾车被交警抓住。在汪建设的干预下，当天夜里1点多钟，毕小利在交警队作完笔录后就被放回了家，没有受到拘留处罚。2011年11月29日，毕小利参与赌博，被屯溪区公安分局决定拘留10天。汪建设又帮忙把毕小利提前放了出来。
无利不起早，汪建设的确为毕小利办了不少事，毕小利也因此先后33次送给汪建设人民币及购物卡共计37.9万元。
据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汪建设在任黄山市政法委书记期间，所插手的各类案件多达20余起，而被其关照的请托人也会在不同时机、通过不同方式对他的这种“慷慨相助”表示谢意。
“涉案人员多、持续时间长，犯罪频率高、涉案数额大，贪大不放小、敛财名目多”，汪建设“五子登科”式的犯罪轨迹，随着正义的审判已然昭示于天下。尽管其在看守所内还曾向原工作单位寄明信片表示歉疚，但其不慎、不严、不廉、不公的社会危害性，又岂是一张明信片所能挽回的?
(记者吴贻伙 除汪建设外，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案后说法
新闻评论员刘天亮:落马之前的汪建设，“牛”气逼人，就连“朋友”赌博酒驾、办特权车牌，他都出面摆平不在话下。这些“能人”身边有一个“江湖”，就是灰色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能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替人解决麻烦，也收人好处作为交换，并通过利益共同体扩张自己的人脉关系，让更多人踏入这个“江湖”。监督的缺失，某种程度上使“江湖”成了气候。然而，“能人”们虽然一时能呼风唤雨，但把戏总有被拆穿的一天，等待他们的最终是法律的惩罚。
——2013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上海法学会副秘书长汤啸天:权力不仅具有自我扩张的特性，而且，单项的某一个方面权力掌控者都会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感到，单一的权力难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畅行无阻，于是，不同领域之间的权力交织、权力互助、权力互换必然出现。我们提出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不是简单地对权力运行范围进行限制，更为重要的是要防止以“以权易权”为主要特征的权力交易。对于权力交织、权力互换的腐败，只要有高度透明的政府信息公开，人们就可以发现隐藏在貌似无关联现象背后的权力交易。
——2013年10月16日《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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