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个案带动文明嬗变
中国很多制度文明的嬗变,往往是个案点燃舆论风暴之后发生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如此,拆迁变法如此,劳教制度的废止也是如此。2013年7月15日,湖南高院宣判唐慧二审胜诉,成为推动劳动教养制度废止的标志性案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一刻,注定会在中国劳教变法的坎坷路途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司法机关最终促使了法治成果的生成,也见证了法律实施过程中的意义和力量。
法治进步当中,影响性个案的价值,就是通过激活写在纸上的法律,从中找到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从而反馈到司法政策或制度设计上。2013年,云南大关一官员强奸4岁幼女仅获刑5年,引发了舆论的普遍质疑,最后在检察机关抗诉下被改判8年。其实,公众对个案的关注并不满足于个案意义,而是基于近年来“校园性侵”、“嫖宿幼女”、“强奸幼女”等社会现象,期待刑事司法能够为未成年人权益筑起“最后防线”的堡垒。所以,《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的出台可视作一种制度性回应。同时在201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还明确表示完全赞成废除嫖宿幼女罪,并希望能够与社会各界共同推动全国人大法工委尽快立项废除该罪名。这些经由个案而呈现出的发展脉络,最终都指向了制度规范的进一步完善,可见它不仅仅是追求个案公正的过程,更是中国特色的法治建设过程。
与上述个案不同,温岭杀医案的发生,则以一种悲情化的渲染效果,折射出社会转型中医患关系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各种讨论重构信任的意见此起彼伏,都在寻求通过个案促进制度完善的契机。或许囿于一时一地,个案并不能为社会转型的公共治理带来立竿见影的制度架构；但毫无疑问,经过反复讨论尤其是对立群体的沟通与交流,必然反过来会为社会转型提供个案纠纷化解的法治经验。
同样,当“李某某强奸案”不断以吸引眼球的方式和戏剧化的效果,在整个年度舆论中掀起一季又一季的剧幕时,法律人都在担忧:这一承载着诸多社会不满情绪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收场?记得美国霍姆斯大法官曾指出:“将一个案例归纳出一条规则的任何努力都是法理学的工作……一个法官应该有较高的法理学知识,才能运用法律的基本原理,法的基本精神来解决现实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对这起实际并不太复杂的个案,法官面对的不是如何归纳规则的难题,而是在喧哗舆论和隐晦不明的证据事实中,形成理性的司法判断。只有做到这一点,才得以彰显出司法的成熟与进步,并将任何复杂的个案凝聚成法治文化的结晶。
围观中积攒进步能量
如果说法治是一种生活的方式,那么法律规范下的普通人的生活细节,便构成了一道道法治的脉络。普通人的纠纷造就了一桩桩个案,个案中的围观使其成为促进反思与进步的影响性事件。这些由普通人引发的个案,记述着中国2013年法治生命的律动,也共同汇聚出一种法治昌盛的延绵力量。
北京大兴摔死幼童案,直接触及了公众的疑惑:如何化解可怕的社会戾气?仅因口角之争就对无辜幼童施暴,如此泯灭人性的行为,再加之长春发生的盗车杀婴案、河南警察摔婴案……这些恶性案件一次次地挑战道德、人性和法律的底线,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可怕的社会戾气?
而在民警摔婴案中,除了事件本身的暴戾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案发后长达一个月没有进展,当事人仅被关了15天禁闭。该案最终进入调查的快车道,也是因为在舆论围观下,“捂不住”了才将涉案民警还原到司法程序中来。在对民警摔婴案的关注中,人们重新打量着公权力及其承担者的道德人格。
个案往往是社会问题的集中体现,司法在解决个案的过程中虽然消极被动中立,但却被公众视为国家处理社会问题的契机。由此,司法在关注个案的同时也应深入了解社会需求,承担起司法的社会责任。在“7·20”首都机场爆炸案中,司法裁判结果虽不能直接回应对冀中星维权的诉求,但是却促使冀中星东莞被打致残案最终获得立案,而这是其在被打残后8年内苦苦追求的结果。维权机制的梗阻酿成了惨痛的教训,在对首都机场爆炸案的声援中,舆论不断反思造成悲剧的过程、教训及底层公民的权利困顿。
普通人的生活与境遇构造了法治的素材,个体的行为提供了法治向何处去的思索,而围观的力量则直接促使法治的进步。例如,在对南京饿死女童案的愤慨中,社会不断检讨人性的缺失与社会关系的冰冷与脆弱；在对复旦研究生投毒杀人案的警醒中,公众不断投入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及转型时期社会心理矫正的探讨之中。个案是法的生长点,是新能量的聚集地。正是依靠这种可贵的社会正义作为推动力,法治才总是能够在曲折中不断螺旋式上升。（傅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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