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屋危楼隐藏贪污大案 香港廉政公署出击

小公司，大合约

兴建房屋是一种专门行业，廉政公署人员在调查时幸得一些专业人士拔刀相助，他们提供的专业意见使调查工作得以顺利推进，其中房屋署一位高级官员无惧同事的排挤，在整个调查工作中与廉署紧密合作，更是难能可贵。

在建筑过程中，建造商要按工地中使用混凝土数量的比例，去测试混凝土的强度，测试时建造商需要在预制的铸模内倒满混凝土，待混凝土凝固后浸在水里28日，再运往实验室测试，看看需要用多大的力量才能把它压碎，这个使混凝土碎裂的力度就是混凝土的强度。

要确保混凝土强度达到要求，就必须保障整个测试强度的验收过程，包括抽取混凝土样本、运送样本、压碎测试及文件记录等全部步骤均按指定程序执行。

调查人员惊奇地发现，在1969年，一家营运资本只有二十多万元的公司，竟然能成功获得价值逾三千六百万元的政府建筑工程合约！不但如此，这家在1960年还仅仅在政府承建商名单上居于榜末的公司，在短短六年间已能跻身榜首，这间公司正是26座问题公屋的承建商之一。另有一家小本经营的承建商亦在同一时间崛起，虽然公司只有几名职员，但已能获得房屋当局批出的50万元建筑合约。在兴建公屋高峰期间更获工务当局批出的11份建筑合约，该公司规模迅速剧增至十多人。

小规模的承建商能迅速冒出，与当年的建屋政策有关。当时的政策是建造工程要“快而廉”，兴建大量徙置区和廉租屋，以安置寮屋居民。在此前提下，建屋的品质控制并不如建造其他楼宇那样严格。承建商为了能以低价取得建筑合约，并在同时做到有利可图，只能在建筑材料上做手脚，以偷工减料赚取利润。

负责部分26座公屋建筑工程的某家承建商，便是以极低价中标。它夺取其中一份合约的标价，与其他标价最接近公司的出价相比，竟低逾100万元。这种超级廉价虽然当时亦被负责审批建筑合约的有关官员质疑，但承建商最终还是顺利过关。不过，承建商在建筑过程中，曾因当时建筑成本在一年内剧增三成至五成，从而要求政府提高合约价格。

“包上包”

更要命的还不止这些。

除了低标价外，当时的承建商亦会采取“包上包”的做法，在取得公共房屋建筑合约后，便将全部工程分包，所有建筑工序，包括混合混凝土的工作，均由分包商包办。分包商在建筑工程中严重偷工减料，但由于当时工地的监管工作几近于零，承建商可顺利瞒天过海。

偷工减料之余，承建商更可在提供、运送混凝土样本到政府化验室受检的环节上瞒天过海，将符合规格但并非用于工地的混凝土样本提交化验所。承建商能够顺利通过测试，全因为储存和运送混凝土样本的过程中根本没有恰当的监管，最终可浑水摸鱼。

除了混凝土样本测试的监管不足外，政府人员在工地的监督工作也很消极。应该到工地监督的人员，常常声称因工作量繁重，要留在办公室处理文件，而将监工工作请工地工程监督代劳，而工地工程监督又推说除了要做好本职工作，常常要处理大量文书工作，要耗费很多时间往返工务当局总部和各工地收集和派送文件，所以未能逐一监督工程。这些借口成为问题公屋的根源。

不法商人正是看准了部分人士贪婪的弱点，以贿款隐瞒了一宗又一宗的豆腐渣公屋工程。

可是，东窗事发已是十多年后的事，要成功破案谈何容易。廉署最终说服两名涉案人士成为污点证人，将涉案承建商绳之以法，清算了26座公屋问题。

豆腐渣公屋建成多年，一直不为外人知，直至1982年1月9日，廉署接获可靠线报，指称于1971年建成的葵芳邨第一期和第二期的结构出现严重问题，怀疑负责监督建筑工程的政府官员贪污，问题才开始浮出水面。由于涉案工程是在1977年有关贪污调查的特赦令生效前完成的，廉署要取得港督同意才能全力展开调查。1984年1月，廉署取得港督的豁免，可以不受特赦令限制，开始全面调查葵芳邨问题公屋，翻查旧档案，追踪并搜查有关承建商的账簿和记录。由于事件中牵涉的人物部分已去世或移民外地，廉署调查员需要远赴海外取证。

调查工作暴露了建造工程出现的严重违规情况，例如偷工减料、建筑混凝土成分严重低于标准等。工务局要求水泥对沙石1∶5至1∶7的比例，但问题公屋使用的水泥只达1∶8.3，甚至低到1∶19.2，完全罔顾楼宇安全。又如监督工程的公务员严重失职，政府的监督系统和程序有严重的漏洞等等。然而在廉署的调查人员面前，参与建筑工程的公务员和承建商、分包商采取极不合作态度，坚称不知事件涉及贪污，历时一年半的调查工作终因未能取得足够证据而不得不告一段落，调查结果则知会地政工务司和房屋司以便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