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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进斗金，“六多局长”多行不义必自毙
10年间，钱多、房子多、情人多、行贿人多、受贿次数多、受贿方式多的“六多局长”每天进账过万元。
起诉书中记录下了近百个开发商向顾湘陵行贿的经历。面对巨额的贿赂，顾湘陵给开发商的“报答”如出一辙：调高容积率、取消绿地、缩小楼间距，让开发商有更多房屋可卖。
一名规划领域人士称，顾湘陵已从一名城市规划的把关者，变成替贿赂他的开发商办事的人，替自家人办事的人，替情人办事的人。
在查办此案的过程中，刘建成将顾湘陵总结为“六多局长”：钱多，检方统计其家庭财产有1.1亿余元，如按升值后的现价计算，顾家的财产总额超过2亿元；房子多，在北京、长沙共有16套房产，其中北京有一套别墅，长沙有三套别墅；情人多，前后有6个情妇；行贿人多，几乎都是房地产老板；受贿次数多，单独收受他人贿赂333次，共计1242万元，他还跟妻子、情妇、弟弟共同受贿；受贿方式多，有收现金、收股票、收干股或原始股、低价购买房子、合伙开公司进行分红，以及介绍设计业务给妻子等。据统计，10年间，“六多局长”每天进账过万元。
“这是我们迄今为止查办涉案金额最大的一桩官员职务犯罪案件。”刘建成介绍说，为了办好此案，衡阳市检察院分别从南岳、衡东、石鼓、衡南等12个基层检察院抽调了50多名干警，用了9个月的时间才完成调查取证工作。
有这样一个细节，在庭审辩论阶段，顾湘陵的辩护人提出：“作为规划局副局长，顾湘陵为长沙城市规划建设作出了贡献。”话音刚落，坐在另一边的公诉人拿起话筒大声答辩：“他改容积率、调规划，他对谁做了贡献？他对开发商做了贡献！而长沙的城市建设没有按照制定的规划做，他又对谁做了贡献？”（邹太平 龙源）
链接@法纪视角：
规划权亦需“规划”
杨伟东
近年来查处的一系列违纪违法案件表明，规划领域已成为腐败案件易发多发的领域之一。规划领域发生的腐败案件虽然与官员个人有关，但更与规划这一领域特别是领导岗位的关系密切。因此，治理规划腐败的根本，是要把规划权的行使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身在其位者不敢腐败、不能腐败和不易腐败。
首先，要压缩规划权行使的空间和弹性。城市规划是政府合理利用城市土地、协调城市空间布局及相关建设所作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其目的在于促进城市空间的和谐发展，为群众创造良好的生活与活动环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然而，当前我国正处于迈向城镇化的发展时期，新城区的开发和旧城改造频繁而快速，规划的变动和修改经常出现。更为重要的是，规划权的行使空间过大、弹性较强，为规划腐败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只要仔细研究规划腐败的案例就可以发现，改变或调整容积率、建筑密度和绿化率，都是腐败者惯用的手段。顾湘陵正是通过调高容积率、增大建筑面积、缩小楼间距、减少停车位等手段，来获得高额“回报”的。
在这些涉及规划的核心要素和标准上规定过于原则、刚性不足，选择空间和操控余地过大，是规划腐败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治理规划腐败必须致力于压缩规划权行使的空间，增加其刚性。规划一经制定原则上不得修改，确需修改时须从严控制。同时，应进一步明晰规划权行使的核心要素和关键条件。
其次，提高规划权行使的透明度和开放度。规划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带有很强的专业性。对技术细节的调整，对像顾湘陵这样的“专家型官员”来说轻而易举，将容积率调高一点、楼间距缩小一点等等，细微之处可能普通公众难以觉察，但却能给开发商带来巨大利益。同时，许多规划涉及的往往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大批人，给个人带来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和直接。上述两个方面使得规划行为带有一定的隐蔽性，一些不法分子正是抓住这一点，暗地里进行权钱交易的。
因此，治理规划腐败，必须打破规划封闭运行的模式，实行阳光规划、透明规划，大大提高规划的公众参与度，做到规划前公示、规划决定中听取公众意见、规划实施接受公众监督和规划完成后由公众评估，充分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规划权的行使才有可能不会沦为规划官员手中的工具和筹码。
再次，切断规划腐败利益链条。在顾湘陵案中有两个明显的腐败利益链条：一是开发商，二是配偶和情人。前者是顾湘陵非法利益的供给者，后者是顾湘陵腐败的交易平台或中介，共同构成了顾湘陵腐败的利益链条。规划腐败最常见的形态，便是开发商运用强大的金钱或利益诱惑将规划官员拉下水，使规划官员与其成为利益共同体，联手牟利。在当前城市土地不断升值、房价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开发商的巨大利益空间是规划腐败的重要推手。因此，规范房地产行业，完善制度，同时严厉打击行贿者，才能堵住规划腐败的源头。官员通过其近亲属、情人或者同学等为中介来实现权力寻租，既可以实现形式上的隐蔽，也可以保证结果上的安全，因而其危害性更大。
要治理规划腐败，必须切断与官员关系密切的人特别是家庭成员与官员权力及其影响力的联系，让这些人群远离官员本身掌握的公共权力。除严格执行官员与近亲属的任职回避、依刑法修正案加大对官员近亲属或关系密切人受贿罪的追究力度外，应完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采取有力措施限制与官员关系密切的人特别是近亲属在官员职权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营性活动，或者禁止其在与该官员工作相关的经营性领域中从业。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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