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嘉慶的爺爺雍正，當年的做法完全不同。
康熙歸西，雍正登基，朝鮮國王派特使來北京慶賀。這個特使具有超凡的觀察力，回國后報告國王：大清很有希望，康熙朝的興盛將會延續。國王問理由何在，特使用細節說話：
康熙晚年，我每次到北京，看到紫禁城內外的警衛人員，個個鬆鬆垮垮，沒個站相，一點都不像軍人。夏天更糟，有的甚至脫掉軍服、扔下槍械，光著膀子喝茶、睡覺、下棋、吃西瓜，互相打鬧嬉戲。這次大不一樣，警衛部隊風紀嚴謹，著裝整齊劃一，態度嚴肅，目光炯炯有神，一副隨時准備出擊的樣子，讓人頓生畏懼。
朝鮮特使沒有看錯，雍正確實是胸懷大志、銳意進取的大政治家，在中國歷代帝王中排名靠前。為了大清的長治久安，他創設了軍機處，集中權力推行新政。他嚴明紀律，規范行為，整頓鬆鬆垮垮的官場。打懶肅貪，從重從快，鐵血凜然。短時間內，官場風氣和社會風氣煥然一新，行政效率大幅提高。政治清明，經濟自然發展，庫存充盈，迅速彌補了前朝赤字。
雍正時期軍機處官員的作風情況，跟嘉慶朝有著天壤之別，很能說明問題。
對軍機處，雍正一開始就要求很嚴、很明確。一是規定大家必須在凌晨五點之前到崗，並且保証今日事今日畢，不得拖拉。二是改變慣例，減少遞送公文的層級，做到直接送達，竟創造了日行八百裡的記錄，保証了政令暢通。三是嚴格保密紀律和廉潔制度，決不允許跑風漏氣和以權謀私。
四川布政使程如絲犯罪當誅，在死刑判決書送達成都之前一周，程如絲就知道了結果，以自殺逃避了法律制裁。雍正抓住這個案例，嚴肅處理了泄密者，完善了制度，為軍機處工作人員劃了一道醒目的紅線。
最早在軍機處工作的張廷玉，深受皇帝信任，幾乎所有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是知道秘密最多的人。但他一臉嚴肅，一個銅板不收，晝夜埋頭干活，沒有任何人敢到軍機處找他聊天。和珅那樣的軍機大臣，在雍正時期根本沒有生長土壤。
三
在封建中國歷史上，堪稱“盛世”的高峰時代寥若晨星，康乾盛世是其中之一，且前后綿延長達100多年，超過整個清朝歷史的三分之一。但是，連接康熙和乾隆兩座大山的橋梁，正是雍正，雍正皇帝是康乾盛世成型的關鍵。
設想一下，假如沒有雍正的創新精神和嚴刑峻法，康熙后期的弊政持續傳承和發酵，乾隆前期就不可能那樣成功，所謂的“康乾盛世”，頂多是“康熙盛世”。所以不少史家主張，所謂的“康乾盛世”，實際上是“康雍乾盛世”。
奇怪的是，康熙和乾隆享有“寬仁”的美譽，雍正這樣負責任的帝王，卻背著“嚴苛”的惡名。殊不知，無視法紀是官員責任意識缺失的結果，也是貪污腐敗的序曲。如果朝廷熱衷於當好好先生，帶頭把規矩當擺設，官員肯定舒服無比、為所欲為，老百姓的日子就不舒服了。老百姓活得痛苦，政治統治能長久嗎？載舟的水一旦沸騰，清朝一定是另一個元朝，哪會享有三百年江山！
公務人員是政權大廈的四梁八柱，嚴明的紀律是梁柱的防腐劑，是保持梁柱長久支撐力的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以壯士斷腕的決心、秋風掃落葉的氣度狠抓干部作風建設，全面圍剿“四風”現象，一個節點一個節點縮小越軌空間，對違紀違法行為零容忍、嚴處罰、快了結，人民群眾親眼看到了干部作風和社會風氣一天和一天不一樣，誰不心情舒暢、歡欣鼓舞！
在近日召開的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又對紀律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闡述，擲地有聲地宣示“使紀律真正成為帶電的高壓線”，嚴肅提醒全黨：“遵守黨的紀律是無條件的，要說到做到，有紀必執，有違必查，不能把紀律作為一個軟約束或是束之高閣的一紙空文。”
事實上，隨著規定越來越細，籠子越扎越緊，查處越來越頻，高壓線的電流越來越強，廣大干部對紀律和制度的敬畏，從未像今天這樣強烈﹔心存僥幸的人，從未像今天這樣稀少。於是，“官不好當了”的慨嘆出現了。
這樣的嘆息聲，是一個令人振奮的好現象、好消息、好兆頭，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多見！歷史的經驗是：法紀越嚴，官越不好當﹔官越是不好當，國家越是前途無量，人民越是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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