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懲受賄 輕辦行賄——不該傾斜的天平

核心提示：

眾多官員腐敗案件中，有一個角色時常出沒：行賄人。他們的所作所為，很多時候直接導致了腐敗案件的發生。今年1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的《關於辦理行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明確規定了行賄入刑的標准，無疑給行賄人下了一道緊箍咒。然而目前，“重查受賄、輕辦行賄”現象仍然存在，成為亟待破解的一道司法難題。

拿到判決書的那一刻，永嘉人李秀堂雙手發抖。因為想讓建房的審批程序走得“快”一點，他自作聰明地向永嘉縣上塘規劃所原工作人員葉某、徐某（均另案處理）各送去8萬元，同時還塞給上塘國土所原工作人員李某（另案處理）22萬元。

一失足成千古恨。今年6月，李秀堂被永嘉縣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年近半百的他，不得不面對冰冷的鐵窗生活。

悲催： 破碎的財富夢

李秀堂今年47歲，是永嘉縣南城街道李家村村民。李家村有個元寶寺，常年香火很旺，不少溫州市區的燒香客為求方便，就在村裡尋找住房。

李秀堂從中嗅到商機。正巧村裡公開出售一塊近7畝的閑置土地，他趕緊和3個同村好友商議，每人出資3萬余元，以10萬元的價格買下這塊地，准備建老人公寓租賣給燒香客。原以為一切水到渠成，不想他們在土地部門辦手續時“卡殼”了，因為公建項目不允許個人私建，老人公寓的事隻能擱淺。但李秀堂並非一無所獲，因為跑審批的這段日子，他結識了上塘國土所工作人員李某。當時，李某分管李家村的私建項目審批。

在李某的指點下，李秀堂等人改變了策略，以私人建房的名義審批。他們找到4名親戚朋友，說服他們以每人2000元的價格出賣“人頭戶口”用於土地審批，並順利通過了李某這關。

2002年6月，李秀堂等人開建第一棟房屋，共3層9間，建筑面積約900平方米，在建時所有房間就被預訂一空，建房費用都來自購房者的預付款。這棟房子賺了約25萬元，一伙人欣喜若狂。2003年初，李秀堂等人一致認為，李某在審批時幫忙很大，而且接下來還得倚仗他，就決定拉攏他，許以股份，共享富貴。不料，第二棟房子在上塘規劃所的審批過程中卡了殼。原來，該所工作人員葉某現場察看后認為，房屋臨近山坡，容易崩塌開裂，需要做安全鑒定。李秀堂等人急了：要是存在安全隱患的事傳揚開去，誰還願意來買房？於是，他們通過另一名工作人員徐某的親戚牽線搭橋，與徐某面談，答應事成之后給好處費。第二棟房子順利通過各項審批，李秀堂等人以人均3000元的價格從5名村民處買來了“人頭戶口”，建起建筑面積約1400平方米的大房子，又輕鬆賺到約60萬元。緊接著，第三棟、第四棟房屋也陸續上馬。4棟房屋，李秀堂等人總共非法獲利240余萬元。除了各自的分紅，他們分別給當時的上塘規劃所經辦人員葉某、徐某8萬元，給當時上塘國土所的李某22萬元。

短暫的歡愉，卻換來終生的痛苦。辦案檢察官認為，李秀堂等人為謀取巨額經濟利益，在不符合村民申請宅基地建房條件的情況下，收買本村其他村民，以這些村民的名義向規劃、國土部門提出建房申請，並向規劃、土地部門工作人員行賄，已經觸犯了刑法相關規定。最終，永嘉法院作出了一審判決。

危害： 看不見的黑手

在法庭上，李秀堂一再強調，自己並不知道給別人“好處費”，是一種犯罪行為。

經辦檢察官說，今年1月1日正式實施的《解釋》，重新細化了行賄犯罪數額處罰的標准：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數額在1萬元以上的，應當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刑事責任。行賄20萬元以上不滿100萬元的或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

記者從省檢察院了解到，近年來，伴隨司法機關打擊力度的加大，行賄案件也在不斷發生變化。當下，一些行賄人改變了“一事一求一賄”的傳統做法，從“感情投資”入手，力求一次得手，多年經營，將一些掌握重要權力或有發展“潛力”的國家工作人員掌握在利益同盟關系網中，謀取巨大而穩定的經濟政治利益。如省檢察院查辦的省食品藥品監管局原局長黃萌，其在任湖州市副市長、市長期間多次收受當地企業老總賄賂。而且，現在行賄手段更趨隱蔽迂回，“反偵查能力”不斷增強。有的行賄者通過低價買房、買車等方式行賄，給權錢交易披上合法外衣﹔有的則以委托理財、投資分紅、合作經營、搭“干股”等經營方式進行利益輸送﹔還有的本人不出面，通過第三人甚至“職業賄賂中介”行賄。比如湖州市檢察機關查辦的當地港航系統窩串案中，就發現有的行賄人通過與港航系統內部“關系熟悉”的“黃牛”出面行賄相關管理人員。此外，行賄方式期權化，犯罪潛伏期長。為掩蓋賄賂犯罪事實、逃避法律追究，一些行賄人在受賄人為其謀利后並不立即賄送，而是等多年以后，甚至受賄人退休以后，再以顧問費、咨詢費、聘任薪酬等名義賄送。

有關專家指出，行賄犯罪從表面看不直接危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但它的社會危害是非常嚴重的，是腐敗現象的源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