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反腐敗力度不斷加大，多位“失蹤”官員為逃避黨紀國法處理，通過不同方式攜巨款外逃。《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腐敗問題向基層蔓延滲透的現象愈發明顯，外逃官員呈現出級別由高向低、從“熱衙門”向“冷衙門”蔓延的特點。專家認為，近期官員“失蹤”“外逃”事件折射出我國職務犯罪預警機制、官員出入境管理機制存在盲點。
6月以來，廣東廣州、湖北公安、湖南醴陵3名官員“失蹤”，引發公眾再度聚焦官員“失蹤”乃至“外逃”問題。《經濟參考報》記者在調查中發現，隨著反腐敗力度不斷加大，多位“失蹤”官員為逃避黨紀國法處理，通過不同方式攜巨款外逃。
今年6月，廣州市花都區原政協主席王雁威通過區政協辦公室向區委請假治病，至今仍處於“失蹤”狀態﹔湖南省醴陵市王仙鎮財政所原所長鄧元華“失蹤”已超過120天﹔湖北省公安縣農業局原副局長兼畜牧獸醫局局長蔡道明已“失蹤”5個多月。
實際上，官員“失蹤”不歸並不罕見，且多數選擇了外逃。2010年，廣州市花都區畜牧獸醫局原局長劉榮福以休假為名，持因私護照出境逃往美國﹔2012年，遼寧鳳城市委原書記王國強外逃后，被曝帶走巨額贓款﹔貴州省原交通廳廳長盧萬裡、雲南省原交通廳副廳長胡星、深圳市南山區原政協主席溫玲、溫州市鹿城區原區委書記楊湘洪等官員外逃事件也都引起一時轟動。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數據顯示，2011年檢察系統抓獲在逃職務犯罪嫌疑人1631人，同比上升27%，追繳贓款贓物共計77.9億元。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盡管“失蹤”原因未有定論，但從以往經驗及所掌握的情況來看，“失蹤”“外逃”官員多半存在經濟問題。
湖南省紀委預防腐敗室副主任陸群介紹說，官員失蹤或外逃情形主要有四種：一是因欠巨額債務無法償還、感情糾紛等原因脫崗外出躲避﹔二是因挪用公款無法償還等違法犯罪行為敗露而畏罪潛逃﹔三是分管負責財務的人員利用職務之便攜款潛逃﹔四是貪官畏罪外逃，或因其他原因叛逃。相關專家總結出近期官員“失蹤”外逃的三種方式：“請假失聯式”“聽風失蹤式”“突然消失式”。
公安縣紀委有關人士向記者透露，今年上半年，湖北省統一開展三農保險資金審計調查，發現蔡道明可能存在重大經濟問題，公安縣紀委前期已找他談話，可能是他預感到情況不妙選擇“跑路”。
至今仍然下落不明的鄧元華，曾在湖南醴陵市多個鄉鎮擔任過財政所所長，此前，有傳言稱鄧元華攜款近300萬元失蹤。坊間也有傳言稱，鄧元華喜歡賭博且輸了很多錢。
事發后，醴陵市檢察院已介入調查。對於鄧元華失蹤的具體情況，醴陵市有關方面未公布調查進展。他究竟是攜款潛逃還是因為之前挪用公款而失蹤，目前仍無法証實，涉及金額也尚未確定，但可以肯定其失蹤與經濟問題有相當大的關聯。
湖南郴州市農機局原副局長王昌宏的“失蹤”也與債務有關。在輿論關注和郴州市“治吏風暴”行動推動下，郴州市紀委監察局和相關部門經過努力，去年4月，“失蹤”146天的王昌宏在廣東佛山被找到。
據王昌宏稱，自己當時離開主要是因為兩件事，一是經商辦企業不善﹔二是借了高利貸，債主追債，自己應付不過來。
郴州市紀委辦案人員繪制的王昌宏“投資收益表”顯示，王昌宏違反規定，到冶煉廠、煤礦入股190萬元和投資小水電給他帶來一些收益。不過，他自認為對經濟比較在行，沒想到會栽倒在期貨上。據了解，王昌宏炒期貨虧損400多萬元。
為了還銀行利息及繼續投資，他隻得四處舉債，信用社、親戚、朋友、下屬甚至鄰居，都成了王昌宏借錢的對象。王昌宏說，“我借了100多萬元高利貸。在還債過程中，高利貸放債人糾集一些社會上的人來追討，實在沒辦法應對。”如雪球般越滾越大的債務，加上債權人步步緊逼，成了王昌宏“出走”的導火索。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採訪中發現，近年來，盡管中央不斷加強對官員出國的限制，甚至專門規定，處級以上干部出境需要審批和備案。但是，掩蓋身份、繞過重重障礙，成為外逃官員們的主要手法。外逃貪官往往先把家屬送出國作為脫身的第一步，再裡應外合把資產轉移到國外。
一些貪污金額小、權力小的官員基本潛伏在國內，另外一些貪污金額巨大，級別較高的官員多數逃向海外。2012年4月24日，王國強與妻譚某(丹東海關主任科員)持因私出國護照去了美國，此后再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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