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嚴躍進表示，這直接表明，房價較高、房價上漲過快的地方，省部級官員更有涉足房地產業的動力。究其原因，一是在部分地區，如北京、上海、廣州、杭州等地，即使省部級高官，憑借其收入買房的壓力也不少。
二是這些地方的土地升值前景十分誘人，開發商更有腐蝕拉攏官員的決心，為了一塊地，開發商往往不惜一擲千金，對官員的誘惑更大。
三是在中國目前的市場中，房產不單純是提供居住功能的產品，而是一個資產，甚至是消費結構中比重最大的資產。加上房價上漲，這種資產升值的可能性加大。扭曲的住房功能與扭曲的官員心理“狼狽為奸”，自然出現官員多套房的現象。對於專注投資回報率的官員而言，這種不斷增值的資產，是其未來退休后的保障。同時，多數官員在城建與規劃、土地管理部門等任職，職位的原因，增強了其與房地產開發商的關系。政府尋租的私利與動機、以及監管缺失，都使得此類官員易陷入貪污的陷阱之中。
此外，記者在調查中發現，“丈母娘需求”等往往能催生省部級官員的涉及房地產需求。一般而言，省部級官員自身並不缺房住，但這一級別的官員，大多已是50歲上下，正值下一代走入社會、買房置業的當口。如果子女要結婚，毫無疑問，丈母娘會問“有沒有房子”。按我國的傳統，身為高官的父母，出錢買房是理所當然。
不僅如此，記者從一些落馬高官的案件中看到，很多子女借助父輩的高位投資房地產，甚至空手套白狼。
嚴躍進表示，貪官購置房產，除了為自身考慮外，也受到相關利益人的影響，比如子女、情婦等。此類人群的購房需求，將左右貪官的權力運用。“人之常情”的邏輯，加快了此類貪官的涉及房地產步伐。
如何斬斷涉房貪腐利益鏈？
嚴躍進認為，高官涉足房地產，對於經濟與房地產而言是一個傷害。一、這種行為，擾亂了目前市場分配原則，挑戰公平的道德准則。二、擾亂了當前的房地產秩序。此類官員將大量的多套購房需求強勢介入，勢必抬高房價，並擠壓普通剛需購房者的購房利益。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曹建海日前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部分官員房產太多，也是住房普查執行難的一個阻力。
嚴躍進建議，對於貪官涉及房地產，尤其是違法的房地產交易，應加大打擊力度：一、要建立長效機制，從制度上規避此類官員的腐敗現象。這種長效機制應通過政府監督機制與公眾監督機制而展開。二、加大對官員房產的審查制度，從財產申報制度等方面喝退此類貪官的各種貪欲。同時，從工資公開、可疑財產排查、加重多套房產納稅額等方面，加大此類人員擁有多套房的成本，並增加其擁有多套房的經濟風險與政治風險。三、加大懲罰力度，進而起到警示等功效。四、改變權力過於集中的狀態，強化民主，提升政府行政的公開透明性。
對於官員房產乃至財產的審核公示，浙江、廣東等地已經有試點或探索，但全國建立完善官員財產申報與公示制度，尚需時日。
7月1日，本刊第25期刊發《第三次經濟普查仍不敢碰住房？》一文，指出當前正在進行的第三次經濟普查中，難以進行住房普查，而此前的第六輪人口普查，也沒有統計清晰的住房基礎數據。我國的住房基礎數據至今仍是一個謎。而無論對於民生還是中國經濟，甚至樓市調控，住房普查數據都意義非凡。此外，個人住房普查是調節住房公平的一個重要手段，一旦掌握了真實全面的住房基礎數據，那麼依靠灰色收入大量購買住房資源的行為將無所遁形。
但是記者調查了解到，此前進行的第六輪人口普查，並未有實質性的住房普查環節，甚至一些住房調查的項目也一度遭到抵制。
甚至連備受各界關注的住房信息聯網，也是一再遲滯，頻頻誤期。嚴躍進表示，公務員財產公示難，有幾個原因：一、對於私有財產，因《物權法》等法律因素也影響財產公示。二是財產的申報、評估與公開，牽涉面太大，從而增加了相應的困難。
但嚴躍進認為，從目前公務員持有財產來看，住房仍是其中較大的財產，而且從技術上看，住房調查相對較容易。因此，房產可以作為財產公示中首要的一項內容，先行試點公開，從套數、房產價值、房產來源等方面進行公示。
一位業內人士甚至直言，其實住房統計技術並沒有太大的難題，最關鍵的是，政府要敢於下公示住房、普查住房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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