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有媒體報道稱：江西萍鄉安源區五陂鎮一名80后黨委委員鄔戀參加工作8個月，尚在公務員試用期內，便被破格提拔為副科級干部。該報道同時指出：該鎮總人口2.1萬，鎮領導班子卻有18人，並設有人大專職副主席，違反了江西省內出台的相關規定。但是，該鎮一名黨政工作負責人曾表示，鄔戀的提拔符合正規程序。
7月15日，安源區委相關負責人回應：“江西萍鄉安源區委高度重視，立即組織相關部門對新聞報道反映的鄔戀同志提拔任職的情況進行了調查核實。當天上午安源區委已召開常委會，決定免去鄔戀五陂鎮黨委委員職務。”但二者均未就鎮領導人數超編一說作出解釋。
7月16日，萍鄉市安源區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負責人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我們已經關注到五陂鎮領導班子超編一說了。首先，報道引用的網上信息更新時間應是2011年，因此，這個數字不代表目前領導班子的實際人數。其次，這18個人不僅包含了黨委、政府、人大領導，還有一些非領導班子的工作人員。”
據他介紹，五陂鎮黨委下屬領導干部應為9人，鎮政府有副鎮長4人，另外，還有1名專職人大副主席。“所以總數是14人。報道中所提到的其他4人，一個是組織員﹔一個是維穩信息員﹔一個是司法所長，副科級干部﹔還有一人是綜治辦專職副主任，也是副科級。這4人不算是領導班子成員，屬於辦事人員。詳細名單目前我們還不能提供，因為此事還沒和五陂鎮進一步核實。”
他表示，在領導班子成員中，兩人為副科級，其余均是正科級。那麼從行政級別的角度來看，這4名工作人員是否與鎮領導享受同等待遇？佔用同樣的財政經費？對此，該負責人並未直接回應，而是表示從總量來看，該鎮並不存在超編現象。
記者注意到，此前媒體報道中稱該鎮領導班子超編，依據的文件為2010年江西省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發布的《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關於實施市縣鄉黨政機構改革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該《通知》要求“市縣鄉要嚴格控制領導職數”，其中規定“人口在1~3萬之間的，設黨委委員5~7名，正副書記2~3名﹔政府正副職3~4名﹔人大主席子團主席由黨委書記兼任，不設專職副主席。”因此，以五陂鎮人口規模計算，其黨政、人大領導班子人數上限為14人。按照上述負責人的解釋，其總量確未超編。但該《通知》還提及“人大主席子團主席由黨委書記兼任，不設專職副主席”，而該鎮設有“一名人大專職副主席”。
7月15日，記者就此致電五陂鎮政府，一名工作人員表示，“我只是辦公室工作人員，不知道鄔戀是誰，鎮政府有多少領導也不知道。鎮政府有宣傳部門，現在沒在，我們不能提供其座機電話。”
此后，記者就該《通知》背景及超編之說詢問江西省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監督檢查處。該負責人表示：“這個文件肯定有，是以推進工作為目的。我得把情況向領導反映一下，了解清楚后，才能回答他們是否超編。”
她還表示，自己所在單位屬省一級機構編制管理部門。“機構編制工作是分級的，省編辦主要管理省級干部，五陂鎮歸屬縣一級管理。原則上，我們負責指導其工作。領導干部配備是逐級進行的，具體怎麼執行得問相關業務部門。”
江西省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一處工作人員告訴本報記者：“省級編制辦負責出台標准，具體如何配備人員及領導人數，由縣委、縣政府定。我們掌握的數字依據也來自每年的年報。從他們上報的數據上看，肯定沒有超編。如果超過了我們制定的標准，問題也應出在縣委人事局或組織部門。”
他還表示，“機構編制所有實名制管理信息都匯總在綜合處。2005年，省內就曾出台鄉鎮機構編制總量控制實施辦法。”
記者注意到，2005年出台的辦法規定：“鄉鎮農業人口平均在3萬人以上的，按每個鄉鎮平均40名編制核定﹔2萬~2.9萬人的，平均35名編制核定﹔兩萬人以下的，平均33名編制核定。”“核定后的鄉鎮行政和事業站所編制由省機構編制部門實行總量控制。今后5年內，鄉鎮行政和事業站所編制隻能減少，不能增加。”
“具體數字各鄉鎮可以根據工作需要、工作任務適當調整。在編制數和人員總量一定的情況下，縣裡有權進行內部調整，但總編制不能超標。”他說，“還有按照規定，鄉鎮和縣之間的編制數不能隨意調控。鄉鎮編制如果要調整到縣裡，則需要中央編辦批准。為確保編制管理工作，2002年、2005年、2009年我們都曾出過類似政策。”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汪玉凱認為，“官場通脹”值得警惕，這會加劇財政負擔，使原本就緊張的地方財政更加捉襟見肘﹔其次是降低政府工作效率，使原本就事務繁多的地方政府更加應接不暇。“都是領導，誰去干工作？”他說。
此前，媒體曾多次披露地方政府領導超編現象。2011年，湖南常德石門縣被曝領導干部“滿天飛”：縣委常委16名、正副縣長12名。此后，四川省巴中市轄通江縣、南江縣、巴州區、平昌縣4區縣被指縣長“扎堆”：這4個國家級農業貧困縣，經濟總量不大，卻有44名正副縣長。此外，河南新鄉也曾被指有11個副市長，16個副秘書長和6個調研員，后來，當地政府回應稱“隻有副市長8人以及4名市長助理”。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認為，領導干部數量“虛高”，必然會佔用公共資源。“他們享受的行政待遇、配車、辦公等各項支出，無一不屬於財政支出。虛職過多、副職泛濫是當前機構改革的一項重點，‘減官’任重而道遠。精簡政府部門人員，尤其是領導數量，並非一刀切就能了事，其中牽涉復雜的利益關系，必然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
“應當加大上下級之間的對接透明度。下級部門要及時向上級部門備案，上級部門也應及時審核、更新數據，避免漏洞產生。當然，也有一些地區，上級對下級超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其下撥的財政總量是一定的，怎麼花是下級的事情。但事實上，這筆錢屬於公共財政，任何部門都無權擅自更改用途。有的地方甚至會出現先擴編、再審批的情況，先斬后奏。這樣不僅會加劇財政吃緊的現狀，更會對編制本身的公信力造成傷害。”他說。
他認為，除了依靠各級人大、黨內監督等方式，以目前的情形，公眾、網絡、輿論監督也必不可少。
“現在一些基層政府管理走入了一個怪圈：即很多人進入編制后，拿了鐵飯碗，反而覺得工作可干可不干了。於是，不得不雇佣大量編外人員、臨時工、合同工，苦活兒累活兒、加班加點的事都甩給他們。但是，這個群體並不穩定。結果轉了一圈，基層政府開支增加了，卻仍沒走出‘官多’又‘缺人手’的怪圈。”他說。
“近年來，一些地方推行的公務員聘任制試點可以調動干部的積極性：在保証待遇的同時，能讓他們更有緊迫感。”他說，“現在一些政府部門中人浮於事、人員老化的現象很嚴重。雖然一個地區的編制總數可以控制，但具體到部門、單位，又有調整空間。這個空間，給權力尋租提供了可能。”（駱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