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屋危樓隱藏貪污大案 香港廉政公署出擊

小公司，大合約

興建房屋是一種專門行業，廉政公署人員在調查時幸得一些專業人士拔刀相助，他們提供的專業意見使調查工作得以順利推進，其中房屋署一位高級官員無懼同事的排擠，在整個調查工作中與廉署緊密合作，更是難能可貴。

在建筑過程中，建造商要按工地中使用混凝土數量的比例，去測試混凝土的強度，測試時建造商需要在預制的鑄模內倒滿混凝土，待混凝土凝固后浸在水裡28日，再運往實驗室測試，看看需要用多大的力量才能把它壓碎，這個使混凝土碎裂的力度就是混凝土的強度。

要確保混凝土強度達到要求，就必須保障整個測試強度的驗收過程，包括抽取混凝土樣本、運送樣本、壓碎測試及文件記錄等全部步驟均按指定程序執行。

調查人員驚奇地發現，在1969年，一家營運資本隻有二十多萬元的公司，竟然能成功獲得價值逾三千六百萬元的政府建筑工程合約！不但如此，這家在1960年還僅僅在政府承建商名單上居於榜末的公司，在短短六年間已能躋身榜首，這間公司正是26座問題公屋的承建商之一。另有一家小本經營的承建商亦在同一時間崛起，雖然公司隻有幾名職員，但已能獲得房屋當局批出的50萬元建筑合約。在興建公屋高峰期間更獲工務當局批出的11份建筑合約，該公司規模迅速劇增至十多人。

小規模的承建商能迅速冒出，與當年的建屋政策有關。當時的政策是建造工程要“快而廉”，興建大量徙置區和廉租屋，以安置寮屋居民。在此前提下，建屋的品質控制並不如建造其他樓宇那樣嚴格。承建商為了能以低價取得建筑合約，並在同時做到有利可圖，隻能在建筑材料上做手腳，以偷工減料賺取利潤。

負責部分26座公屋建筑工程的某家承建商，便是以極低價中標。它奪取其中一份合約的標價，與其他標價最接近公司的出價相比，竟低逾100萬元。這種超級廉價雖然當時亦被負責審批建筑合約的有關官員質疑，但承建商最終還是順利過關。不過，承建商在建筑過程中，曾因當時建筑成本在一年內劇增三成至五成，從而要求政府提高合約價格。

“包上包”

更要命的還不止這些。

除了低標價外，當時的承建商亦會採取“包上包”的做法，在取得公共房屋建筑合約后，便將全部工程分包，所有建筑工序，包括混合混凝土的工作，均由分包商包辦。分包商在建筑工程中嚴重偷工減料，但由於當時工地的監管工作幾近於零，承建商可順利瞞天過海。

偷工減料之余，承建商更可在提供、運送混凝土樣本到政府化驗室受檢的環節上瞞天過海，將符合規格但並非用於工地的混凝土樣本提交化驗所。承建商能夠順利通過測試，全因為儲存和運送混凝土樣本的過程中根本沒有恰當的監管，最終可渾水摸魚。

除了混凝土樣本測試的監管不足外，政府人員在工地的監督工作也很消極。應該到工地監督的人員，常常聲稱因工作量繁重，要留在辦公室處理文件，而將監工工作請工地工程監督代勞，而工地工程監督又推說除了要做好本職工作，常常要處理大量文書工作，要耗費很多時間往返工務當局總部和各工地收集和派送文件，所以未能逐一監督工程。這些借口成為問題公屋的根源。

不法商人正是看准了部分人士貪婪的弱點，以賄款隱瞞了一宗又一宗的豆腐渣公屋工程。

可是，東窗事發已是十多年后的事，要成功破案談何容易。廉署最終說服兩名涉案人士成為污點証人，將涉案承建商繩之以法，清算了26座公屋問題。

豆腐渣公屋建成多年，一直不為外人知，直至1982年1月9日，廉署接獲可靠線報，指稱於1971年建成的葵芳邨第一期和第二期的結構出現嚴重問題，懷疑負責監督建筑工程的政府官員貪污，問題才開始浮出水面。由於涉案工程是在1977年有關貪污調查的特赦令生效前完成的，廉署要取得港督同意才能全力展開調查。1984年1月，廉署取得港督的豁免，可以不受特赦令限制，開始全面調查葵芳邨問題公屋，翻查舊檔案，追蹤並搜查有關承建商的賬簿和記錄。由於事件中牽涉的人物部分已去世或移民外地，廉署調查員需要遠赴海外取証。

調查工作暴露了建造工程出現的嚴重違規情況，例如偷工減料、建筑混凝土成分嚴重低於標准等。工務局要求水泥對沙石1︰5至1︰7的比例，但問題公屋使用的水泥隻達1︰8.3，甚至低到1︰19.2，完全罔顧樓宇安全。又如監督工程的公務員嚴重失職，政府的監督系統和程序有嚴重的漏洞等等。然而在廉署的調查人員面前，參與建筑工程的公務員和承建商、分包商採取極不合作態度，堅稱不知事件涉及貪污，歷時一年半的調查工作終因未能取得足夠証據而不得不告一段落，調查結果則知會地政工務司和房屋司以便跟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