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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我亲历的中央纪委故事》选摘

中纪委老干部亲述中国银行开平支行窝案追逃细节

2019年08月09日09:32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编者按:近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连载了由中国方正出版社会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离退休干部局组织编写的《传承——我亲历的中央纪委故事》一书。本书以口述实录方式记录中央纪委恢复重建以来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节点、重要工作及其背后的故事,追忆陈云、邓颖超、黄克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纪检人的崇高风范,回顾重要党内法规出台经历,讲述端正党风、查处大要案、受理信访举报等工作中的故事。为全党全社会了解反腐败历程和纪检监察工作提供了全新视角和丰富资料,也为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供了学习参考。>>>详细


邢天荣:走时棉衣,回时单衣

邢天荣(中央纪委原二室副局员),男,汉族,1948年3月生,山西人,196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8月进入中央纪委工作,先后在五室、八室、二室工作,2008年4月退休。

我是1991年夏天从部队转业到中央纪委工作的。一开始是在老五室(后来改成八室)工作,2005年轮岗到二室,一直工作到退休。我至今已有将近50年党龄了,应该说我这一生基本全献给了国防建设和党的纪检监察事业了。

走时棉,回时单

我在八室当了10年处长。开始阶段,八室就两个案件检查处,我在一处,当时全国5个经济特区,一处就联系4个(广东3个,海南1个),工作任务非常重。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推进,窗户打开了,蚊子苍蝇也飞进来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着新的严峻形势。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观念上发生了一些偏差,认为一切都可以放开了,可以自由了,很多腐败问题也随之出现。一处联系的几个地区都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所以任务异常繁重。

我们那时候出差比较频繁,我曾粗略统计过,从1991年到五室再到2005年轮岗到二室15年间,我平均每年出差280天以上,包括调查、调研等,最长的时候三四个月回不来一次。我记得有一次去广东出差,走的时候是2月份穿棉衣,到6月份穿着单衣回来的。对家里的事基本上是大撒手,无暇顾及。2005年到了二室以后情况稍微好了一点,对口联系的30多家单位总部基本都在北京,但是还是回不了家,不过去外地出差的时间周期短了,还是方便了很多。

法庭上,戚火贵恳求“罚他回家当农民”

当时我们处负责联系的地方中,查办的影响比较大的案件要数戚火贵案。戚火贵是当时海南建省以来判处死刑的受贿数额最大、级别最高的经济罪犯。

戚火贵的案发应该说有偶然性,但也是必然结果。从1994年起,就陆续有群众向海南省有关部门举报戚火贵,但这些举报信大多“线索不清”。最终一个给戚火贵行贿却没有办成事的人的举报,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海南省纪委接到举报后报到了中央纪委,委领导批示让海南省纪委先作初步了解,经了解情况属实。之后我们开始介入调查,结果越查问题越多。

戚火贵原本是个工作能力比较强,成绩比较突出的干部,37岁就被提拔到乐东县当县委书记,是当时海南省最年轻的县级主要领导之一。1993年,又被调到东方市任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无论任县委书记还是市委书记期间,他都为老百姓办过不少好事,深受群众赞扬。在乐东县县委书记任上,一年365天他几乎有一半时间和农民在田间地头度过,被群众称为“田头书记”;在东方市任职期间,他狠抓社会治安,解决了东方市多年来最头疼的问题,成了当地名噪一时的“明星书记”。

但是随着官越做越大,戚火贵的人生观、价值观开始发生偏差,渐渐蜕变成一个贪官。一开始过年收一两万元的红包,还忐忑不安,慢慢地送钱的人多了,他也就习以为常了。东方市虽是一个穷市,但盛产黄金,有钱的商人也不少。他和很多商人建立了“友谊”,你送钱给我,我批项目给你。

戚火贵的老婆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贪内助”角色。过年过节,别人到戚火贵家拜年,红包都由她一人包收。戚火贵父亲去世,当时东方市去了不少人。他们把“红包”送给戚火贵的母亲,他妻子见了很不高兴,竟当场闹了起来。戚火贵只得叫母亲把收到的钱给了她,免得她继续闹,后来的红包也全让她收。戚火贵那些年非法敛来的巨额财物几乎全部交由她保管,有时别人送来的钱物,她连看都不让他看,就锁进了保险柜。

当法官宣判死刑时,戚火贵崩溃了。他没想到会判死刑。他在法庭上不断向法官求饶,说愿意交出一切非法所得,辞去官职,让法官放他回乡下当农民。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世上没有后悔药。戚火贵后来又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戚火贵上诉,维持原判,依法呈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跑到天涯海角也难逃法网

到二室之后,我们协调查办的案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银行开平支行窝案。开平是广东省江门市管辖的一个县,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可就这么一个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连续作案贪污、挪用盗窃银行巨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银行资金贪污盗窃案。

2001年10月初,中国银行在归总全行电脑中心的财务数据时,发现账目上出现巨额亏空,事发地点很快就锁定在广东开平。12日,中国银行方面发现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下落不明,随即向有关部门报案。经公安机关紧急侦查,发现涉嫌盗窃挪用巨资的这三任行长已经潜逃。

后来,由中央纪委统一协调,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和广东省有关部门成立了专案组,协调美方开展联合调查。

2001年11月,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2002年12月,美国对三人实施逮捕。余振东在逮捕令签发两天后就在洛杉矶被拘押,2004年2月,因非法入境、非法移民及洗钱三项罪名被美国判处144个月监禁。4月,美方将余振东驱逐出境并押送至中国。这是第一个由美方正式押送移交中方的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后来江门中院公开审判,对余振东处以12年有期徒刑。

许国俊、许超凡也于2004年9月、10月相继在美国被捕。但是“二许”和余振东不一样,他们选择负隅顽抗,妄图利用美国法律漏洞逃避惩罚。我是2007年参与专案组的。当时是在中央反腐败领导小组境外缉捕联络办下面的后续工作协调小组,主要是和美方打交道,利用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制定的规则开展工作,主要是配合美国检方调查取证。小组成员主要有公安部、最高检、外交部、司法部、中国银行总行等单位的人员。

2007年上半年,我们与美检控方进行多次谈判和沟通。当时和美方协调的时候,我们提出非污点证人可以去美国做证,但是污点证人不能出国,因为污点证人是戴罪服刑,我们国家法律不允许出去。经过反复协调,最后达成一致,由污点证人视频做证,非污点证人按照名单去美国做证。这里面涉及方方面面的协调,工作量非常大。

2009年,美国对许国俊判处有期徒刑22年,对许超凡判处有期徒刑25年。2018年7月,许超凡被强制遣返回国,此时距离他外逃已经过去17年了。

委领导亲自给我打电话

中央纪委领导对机关干部的要求非常严,同时对同志们非常关心,尤其是比较能够听基层的意见。

我刚到委机关不久,有一次,机关组织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我当时刚从部队转业,属于纪检监察战线的新兵,提意见比较直率。第一个我提到保密问题,我说我在军队工作了20多年,深知保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我们中央纪委机关更应注意这个问题。可是我发现每次归完档案以后,剩下的草稿、手稿,就那么装到麻袋扔到小库房,然后让造纸厂拉走,在这些环节中一有疏忽就会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我提出最好每个处至少每个室都配置碎纸机,剩下的文件材料都应该按照规定粉碎。

第二个我就提了机关工作效率问题。我说机关的检查室和信访室等业务室,每个室每天都要发十几封甚至几十封信函。全委机关那么多室,只有五楼能打印信函,每天大家都拿着U盘排队。我说这样工作效率太低了,建议购置一部分电脑,最起码每个室综合处应配备一台打印机。

第三条意见我是针对车队提的。那时候还没有公车改革,我发现机关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处级以下的同志出差办事包括接送站,不保证车辆。我就说派公车不是机关干部的待遇问题,而是关乎机要文件的地位和待遇。送文件的、办具体事的往往都是科级干部,如果因为没有公车,机密文件在挤地铁、坐公交车时丢了,出了问题怎么办。

我提的这三条意见都很尖锐,可当时主持会议的领导听后说提得非常好,会后一定向常委会反映。后来还有委领导亲自打电话给我,对我说你提得非常好,这三条意见全部采纳。级别这么高的领导,能够耐心地听取、采纳一个新转业至机关工作人员的意见,使我非常感动。

(摘自《传承——我亲历的中央纪委故事》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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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扶婧颖、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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