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神到：红包扭曲的“人情社会”
“利是”又称“利事”，有大吉大利、好运连连之意。广东一直有逢年过节亲朋好友之间互赠红包地方风俗，派发的“利是”红包大都是10元、20元，多者不超过50元。
但在茂名，近10年中，民俗一度变成腐败官员行贿受贿的“障眼法”。从三五千元发展到上万元，从“请托办事”到“期权交易”，红包“利是”发生了质变。
金钱往来构建的同事和上下级关系，扭曲成利益交换和人身依附。“看似一个小小的红包，撂倒了茂名一大片干部。”廖锋说。
据了解，杨光亮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大肆收受红包，尽管其当时所处的电白县属经济欠发达地区，但他每年收受的红包却能达上百万元。随着他的不断“高升”，红包数额也水涨船高，案发前他收受红包数额已达数千万元之巨。倪俊雄仅利用春节、中秋、端午等节日及家属生病住院的机会，就先后收受数十名民警包括人民币、港币在内的红包200多万元。
一旦风气败坏，正常的思维和举动反成为“另类”，会被孤立和打击。“谁送了不记得，谁不送领导一定记得。”茂名市一名处级干部对记者说：“我是外地干部，因为没给领导送钱，12年里没有得到提拔重用。刚开始，我不知道茂名官员有过节互相送‘利是’的风俗，曾经提前休假带家人外出旅游，回来被领导骂了一顿，说‘就你最忙，就你最革命，就你最正规了，大家都有问题’。”这名干部后来才意识到，受排挤的原因是没送红包。
官场恶行蔓延至普通民众。当地百姓说，前几年，茂名的整个社会风气都很不正常，办任何事都要塞“红包”。求职给领导“红包”，上学给学校“红包”，连上医院看病也要给医生送“红包”。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说，反腐就要从小处着眼。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八项规定，聚焦“四风”，就是从小事和细节出发，让反腐政策落地。
多米诺：“前腐后继”的两任“一把手”
茂名腐败成风，两任“一把手”的“率先示范”是歪风之源。
茂名案发时，周镇宏已升任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他被当地官员视为打开买官卖官“潘多拉盒子”的人，将所谓“市场逻辑”引入官场，是这一令人瞠目的“窝案”的肇始者。中纪委指出：周镇宏对茂名市发生的系列严重腐败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当地干部群众对其早有定评：豪言壮语后空话连篇，正人君子后贪腐成性。
这个学者出身的官员，拥有极其分裂的人格和多面人生。
据茂名当地一些干部回忆，2002年至2007年，周镇宏任茂名市委书记时，曾被戏称为“周大炮”——因为他提出来的战略规划几乎都是“放空炮”，只停留在书面上、讲话里，根本没有落到实处。
一些茂名干部认为，茂名买官卖官的风气主要是周镇宏主政时期开始猖獗的，以前这种现象虽有，但都是私底下、个别人。在被查办前，周镇宏买官卖官、贪污腐败，非但没有被绳之以法，反而又获提升，给茂名官员树了一个坏榜样。
“这样一个说空话、搞贪腐的人还被上级重用，对罗荫国的刺激极大。到了他主政的时代，买官卖官就完全公开化、常态化了。”一位当地干部说。
在那个时期，茂名流传着“想干事不如不干事，不干事不如与领导一起干坏事”的说法。要进入领导的小圈子，就必须“与领导一起干坏事”，一些干部还视此为仕途发展的“捷径”和“护官符”。
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地方治理结构中，“一把手”权力过大、监督乏力，这令一些不能正确对待权力的领导干部个人意识恶性膨胀，完全没有了组织纪律的底线和法律约束的边界。
罗荫国是茂名高州人，从一名大队书记做起，为官从来没有离开过茂名。许多人说他性格上比较“土豪”，有人甚至称他“粤西王”，他都欣然接受。
一名当地中层干部告诉记者，茂名这10年来经济基本没有什么发展。罗荫国当一把手前说自己没权力，没法干事，可当上一把手后却常常是在酒店打牌、吃饭。“他最大的问题是把用人导向弄错了，不是他那个圈子里的人决不照顾。”
回避和异地交流等任用干部的政策规定，在罗荫国眼里仅仅是一张“废纸”。
知情人介绍，茂名政坛盛产高州籍领导干部，这与罗荫国是茂名高州人、曾任高州市委书记密不可分。罗荫国对“高州籍”干部特别关照，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他甚至毫不回避与自己有裙带关系的干部，提拔妹夫当信宜检察院检察长，提拔妹夫的小弟当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有一次，市里公示任用9名干部，竟然有7名是高州籍，茂名许多干部对此意见很大。为了防止“授人以柄”，之后，市里的公示便不再注明干部籍贯。
肌无力：黯淡的经济图景
茂名吏治腐败不仅仅是停留在利益集团里的“圈钱”游戏，更直接造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缓慢和畸形。干部队伍肌体的侵蚀，导致社会进步的乏力。
走在茂名市中心，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广东发达地区的地级市。陈旧、凌乱的面貌，令人恍然以为时光倒转至上世纪90年代。事实上，茂名矿产资源丰富，农业比较发达，拥有得天独厚的深水港口，经济发展的先天条件不错。但从2005年到2011年，茂名人均GDP在全省21个地市里一直处于中下游，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熟知当地情况的人介绍，茂名发展经济的思路粗放，一方面主要是向上级“等靠要”大项目，为的是GDP考核业绩好看;另一方面，考量发展新项目的出发点，是看是否具体与干部个人有好处。除此之外，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却无人开展。
茂名纪委一位干部的看法一针见血：当升迁的决定因素是送钱，谁还会努力干工作?更何况，一旦官职成为一盘生意，腐败官员就有把跑官的成本捞回来、获取更大利益的诉求。他们必然要通过职务权力掠夺百姓利益来攫取财富。同时，有些贪腐官员跑官的钱是商人“赞助”的，他们势必要与商人形成利益联盟。
茂名有件怪事，这个拥有700多万人口的沿海城市，在2012年前竟然没有行政服务中心。现任茂名市政府综合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主任李清汉告诉记者，行政服务中心的前身“投资服务中心”，其实是一个只收材料不办事的机构，谁要办个什么事还得挨个部门跑关系、送人情。“即便办个房产证也要托关系、走后门，有的甚至五六年都办不下来。”
行政服务中心之所以迟迟没有设立，直接原因就是当时一些干部唯恐办事的程序化、规则化、阳光化损及权力和“利益”。
要想富、先修路。有人把茂名的“穷”归咎于路太差。在周镇宏、罗荫国主政时期，“修路难”问题十分突出。土地出让招拍挂都是走形式，找几个老板一商量就把地价谈好了。不少腐败官员把修路当成“分猪肉”，趁机捞上一把。
宽阔平坦的迎宾大道，如今被不少市民认为是当地最好的路。但在多年前，这条公路的前身“水林路”是一条臭名昭著的“烂尾路”。据知情人士介绍，由于冯立梅等5名市县领导的插手，十几公里的路被分成5个标段，分别交给自己的亲戚或关系户来做，结果一拖就是许多年。后来的干部接手后，只用半年就把路修好了。
无独有偶，省道281线那霍至七迳段工程，立项13年、3次剪彩后仍未动工。如此荒唐之事与杨光亮的作为紧联在一起。据茂名市政府介绍，1995年，时任电白县县长的杨光亮介绍并推荐私人老板邵宏丽投资建设该公路，而实际上邵宏丽并没有相应的资金和实力。之后杨光亮多次直接干预，导致在邵宏丽长期没有按合同注入项目资金的情况下，电白县也未及时终止合同及采取其他有效措施。
一位干部告诉记者，茂名的高岭土资源丰富，但矿产资源开发权领导说给谁就给谁，乱挖乱采严重，留下的后患如今不知要花多少年才能整治好。
一位茂名市企业家告诉记者，茂名盛产“包工头”，承包建筑项目遍及全省、全国，但没人愿意在当地做生意。原因就是腐败官员恃强凌弱，投资环境不好，要办事必须得找人。据他回忆，在杨光亮被调查前，自己因为被茂名市某机关拖欠工程款，通过朋友介绍请杨光亮吃饭。“那顿饭是在杨光亮情人开的饭店吃的，三个人一下花掉了1.6万千元。”
这名企业家还告诉记者，茂名的官员与商人过从甚密。茂名市原政协主席冯立梅在位时，官员、老板天天陪着他打牌，每人50万元人民币是“入场价”。老板仰仗官员手中的权力，官员依附于老板的金钱。他曾亲眼目睹，凌晨三点钟，一名老板打电话把正在睡觉的这位政协主席叫醒参加聚会，冯立梅竟然“随叫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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